在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中，另一个新亮点可能是数字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期间，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比如在春节后那几周期间，线下餐馆收入减少75%，一些企业积极开拓线上业务，弥补线下业务收入的损失。线下的影院、酒店、游乐场业务惨不忍睹，但线上的影视、教学、会议等活动异常火爆。几家互联网银行因其“无接触贷款”更是优势凸显，对线下个体经营户业务的分析表明，凡是“无接触贷款”比较发达的地区，个体经营户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也比较轻。可以预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高峰期，而“新基建”也将助推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也可能给全球经济环境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经济复苏轨迹的不确定性。
一是，在一些国家，疫情冲击加剧本已存在的对全球化的怀疑。虽然全球化进程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不能排除部分国家会在贸易与投资领域进一步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过去40年，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这个格局可能很难持续，即便不考虑其他国家政策的转向，中国自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小国经济变成今天的大国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转向由国内需求推动。疫情之后，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加速。
二是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央行与政府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以求稳住经济与社会。应该说，他们这样做也无可非议，毕竟特殊危机需特殊应对。但问题是，货币政策宽松极大增加了全球性的流动性供应，而财政政策宽松则极大地提升了公共负债率，这些宽松政策往往是“进入易、退出难”。这样，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和高杠杆率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常态，这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约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和促成资产泡沫以及新的结构失衡。
面对这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需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制度性安排，应对可能到来的冲击。比如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来支持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增长；提高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减缓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及其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