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个重要认识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九大把这一由制度结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确表述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主线，这显然是覆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全时段的，是一个跨越若干经济周期的长期、超长期概念。在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下，中央明确表述的“掌握好跨周期调节”，正是把我们调控任务的前瞻视界，放在风云变幻、潮来潮去的“跨周期”战略高度，以指导我们的全局部署、总体协调和各项工作，以求能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有备无患，处变不惊，在掌握好跨周期调节之中，稳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
持久战思想落在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上
文章指出，中央的战略思维，在立足中长期、跨周期推动“稳中求进”的现代化进程考虑中，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持久战”的认识角度。要保持战略耐心、前进定力而持久地应对挑战与风险，完成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冲关。这一思想要领，合乎逻辑地落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上。
中国的经济成长性是我们在长时期中追求稳定增长的客观基础。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而成为全球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经济体，但仍处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上，一方面要认识中国的“发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认识中国的“发展潜力”特征。中国的工业化就全国而言，还处在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中，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可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为44.38%）再适当靠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为60.6%）来认识——我认为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么完成工业化、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至少还要走过15年以上的时间段，伴之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与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还极为可观——经济增速近年虽下行，但未来中国经济完成L型转换实现较长期中高速稳定增长状况，是有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客观的潜力释放空间、回旋余地和强大韧性作为客观条件的。
中国长期稳定增长的实现，又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防风险紧密相联，是必须把握好的因素。复杂严峻局面中风险因素的来源，是内部如何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以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挑战，与外部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竞争挑战，两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与压力的交织，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在自身稳增长的同时拥抱全球化，处理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竞争问题，我们将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战”中，掌握好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内外风险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稳中求进地争取“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高端水平上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