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本利益矛盾
当然，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矛盾，在一些外交议程上，中美双方也会持续存在竞争甚至冲突的情况。特别在台湾议题上，虽然美国坚守一个中国立场，但也在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非但多次提出对台军售案、也通过国会频频鼓励美国官员及美军与台湾交往，今年8月更是让卫生部长赴台访问，引起中国的极大反弹。
同时，由于近年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与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这个“守成霸权者”对中国此一“崛起挑战者”的恐惧或威胁感也在与日俱增，亚太地区重新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其不断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部署萨德系统、强化军备建设并在南海制造诸多争端，都剑指中国，意在遏制中国的崛起，是以在川普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便毫不留情地将中国视为是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经济和价值的“竞争性战略对手”。
由此，竞争与合作在中美两国外交议程的多个领域中深深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地，随着中美两国依赖程度的加深，中美双方在研究议题、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得失，方能寻求合作共赢。
四、复合相互依赖下中美关系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实施影响的能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由于权力总是指一定行为体对于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因此它反映的是一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在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理解中美关系，就需要理解中美两国权力在双方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一)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反应
敏感性（sensitivity）是指“某一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衡量敏感性并非祇有跨国界交往规模一个尺度，交往变化所付出的代价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也是衡量尺度之一。敏感性相互依赖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敏感性假定，政策框架保持不变，而一系列政策保持不变也许反映了在短期内形成新政策的困难，或许反映出对某些国内或国际规则的承诺”。
川普上台后，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持续抬头，美国对中国率先发难，引发了贸易摩擦。
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战破坏了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规则，也很快危及到了世界贸易环境的稳定，川普政府也四面出击，全面打响贸易战，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都对美国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川普执政团队从启动程序、签署法令、征求调查再到公布清单等一系列进程需要一段视窗期，而且受国会、利益集团、社会舆论的影响，贸易战政策的从制定到实施都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说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都有可能为贸易战打上问号。
从决策者个人层面上看，川普政治风格难以准确把握，在中美摩擦升级后，中国迅速组建团队与美国进行磋商，但川普政府之后背离磋商共识，并一意孤行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直接导致了贸易摩擦升级为中美贸易战。
反观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第一攻击对象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中国参与贸易战，是为维护国家和人民持续发展权利与利益、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选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后迅速做出了反应，表明会寻求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积极与美国政府沟通协调，希望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敏感性相互依赖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中美贸易战是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体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内进行的，而美国的一系列征税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对准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则遵循世界贸易规则，践行着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短期能形成新的政策应对贸易战。因此，在中美贸易战的对抗中，中国的敏感性要小于美国。
(二)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反应
脆弱性（vulnerability）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祇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位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是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贸易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贸易战面前，没有赢家，对中美双方而言，祇是伤害多大、程度多深的问题。
从宏观的经济资料看，美国高盛集团曾预判，如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美国的GDP损失大约为0.4%，中国则在0.25%左右；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基于出口资料撰写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附加值几乎相当于GDP的3%。这说明，如果与川普政府爆发贸易冲突，中国受到的损失将更大。
从具体行业上分析，根据中美双方的加税清单来看，美国主要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制裁，而中国则针对美国的农业。显然，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会使美国农民陷入焦虑。而在贸易战影响下技术出口受到限制，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会进入一段寒冬期，中兴的困局正是美国在高新技术全球领先和中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体现。
从消费者个人角度上看，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是两国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曾表示，美国超过41%的服装、72%的鞋类和84%的旅游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对这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相当于对美国人加收一种隐性税收。
不同于美国高举贸易保护大旗，向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加征关税，中国则是以遵循及维护多边自由贸易规则为原则，积极与各国开展友好经济往来。结合中美两国为解决贸易战所需承受代价而进行的举措来看，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要小于中国，其承受能力更强，但中国为缓解贸易战所需承受的代价的行动，似乎比美国更加迅速有效。
五、美国对中美贸易关系走向的考虑依据
在川普政府重新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有持续发酵扩溢并全面升级的趋势。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中美双方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相互依赖格局，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互补性要远高于竞争性。贸易战势必给两国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中美双方也会在复合相互依赖机制下，针对贸易战所带来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作出一系列反应，以求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
基欧汉和约瑟夫便指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多管道的联系使得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同时管道的社会联系模糊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界线,国家利益的界定因问题领域的不同、时间的不同和政府单位的不同而不同；国际政治的议程更加多样化，塑造和控制议程的政治过程变得更加微妙和重要。”是以就美国而言，进一步整合并平衡其国内各方势力与利益便成为首要考量。
川普竞选与上台后就反复强调其美国优先的原则，主张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是其成功上台的一大因素，但其无视世界贸易规则，高举贸易保护大旗显然低估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各国早已彼此相依，无论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上，美国的贸易战都是不得人心的。
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平息时，美国向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可谓四面树敌，而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称美国的行为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随后采取了反制措施。从美国国内的舆论来看，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的分析称，“即使那些认同川普的原始重商主义贸易观的人也认为，川普的关税措施依然缺乏良好的规划”。
虽然川普一再声称要加大对中国的关税制裁，但其国内政治的现实状况已经表明，川普承受不了贸易战持久扩大升级的后果，其对川普的政治消极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增加，尤其是选举的日益接近。因此，川普要做的就是尽快整合国内多股力量，平衡各方利益，以尽快求得中国更大的妥协与让步。
在社会舆论上，川普政府塑造不利于中国的民意共识，指称中国在政治上是威权主义、经济上是国际资本主义、对外关系上是新殖民主义，加之中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微妙的关系，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全面挑战的观念，已经在美国朝野上下达成共识。是以在拟定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清单时，川普政府十分谨慎，侧重企业消费商品，试图尽量延长贸易战成本转接到民众消费商品的时间，以稳定并巩固民意。
由此可见，中美“复合相互依赖”的格局，也许会因川普的政策一时受挫，但是就长期而言，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状态下，美国恐怕也无力阻挡相互依赖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还是会顺着原有的规则与轨迹进行，不可能被个人的力量所中断。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0月号，总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