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略相持：平视、对等和新关系规范的展开
中美关系的新周期，从美国立场出发催生的基本关系范式是具有新冷战性质的战略竞争。战略竞争相对冷战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力和规范说服力，以市场和民主规范为内核，以中国威胁和西方生活方式巨变为外部危机因素，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美国霸权体系和盟友“再结盟”体系。从中国方面而言，经过贸易战3年多的防御和对峙，以及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民族信心的逆袭式增长，开始呈现出“平视”的前所未有的新原则和规范视野，幷逐步形成一种长期“战略相持”的战略判断和共识。
战略相持论的形成有三个实质性基础：其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阶段论；其二，美国霸权的“韧性衰退”；其三，中国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体系性成长。同时，中美战略相持出现了“平视化”、“对等化”的新规范，新的关系规范开始呈现和展开。
（一）战略相持作为“持久战”的本质环节
我们先来看战略相持论的第一个基础，即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元素。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国际战略的部分，可以为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及其走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国民思想之波动情形十分类似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基本格局：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速胜论”，其间夹杂新老左派的偏颇历史观和单向度斗争哲学，以及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面是全盘西化的“投降论”，其间夹杂着既得利益之官僚与买办阶层的利益精算和政治妥协本质，以及一部分知识精英“自我东方化”之后文化自信与政治立场的灾难性丧失，如同“去势”之丧家之犬。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持久战分析框架，将中国的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是有其民族精神和宏观实力分析之科学基础的：一半是基于民族之爱的坚定信念，一半是基于中日实力对比及国际环境变化的社会科学分析，得出了具有战略可靠性的分析结论，成为全民抗战（包括国民党主战力量）的精神支柱。
战略相持论是持久战理论的关键环节，是从防御转入反攻的拉锯战和全体系的对抗战。持久战思想抵制了“低调俱乐部”的投降主义，也克服了偏离理性根基的冒进民族主义，而实行一种具有理性基础和可持续操作性的持久战思维和方法。战略相持是“持久”斗争的本质体现，是逐步寻求和造成有利于我国之战略态势幷为战略反攻积极创造条件、积蓄能量的过程，是对手之战略优势逐步消磨和钝化的过程。战略相持阶段在当代中美斗争条件下，有学者认为长达30年（2020—2050），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是与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节点以及美国霸权衰落的韧性高度相关的。但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中美关系的战略相持的最本质、最激烈和最具风险性的斗争周期应当是15年，即2020—2035年，之后的中美关系斗争尽管仍然具有战略相持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但对中国方面有利的战略态势和条件已初步形成，存在局部实行战略反攻的可能性。
从思想渊源上，毛泽东思想当然提供了中美战略相持分析的基本概念和逻辑框架，但具体的战略阶段内情势分析和策略设计，则需要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予以精准化和可操作化。2017年十九大报告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发布，甚至成为刺激美国战略快速转变和启动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动因。十九大被BBC称为是“站在世界地图前的大会”，美国政府更是动用战略分析力量研究和应对十九大提出的“中国梦”及其战略挑战。2019年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启动中国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南部战略升级计划，实现“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对接。2021年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更是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新征程。这些均可视为对中美关系“战略相持”阶段的精神动员和策略体系的准备。
（二）韧性衰落：美国霸权的复杂性
战略相持论第二个基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趋势及其坚韧性。霸权，是一个在国际法、国际关系和文化领导权范畴时常浮现的概念，又是一个含义模糊、捉摸不定及令人爱恨交织的概念。美国霸权的形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而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则属于典型的“民主帝国主义”宣言，将雅典作为希腊乃至于全世界的“学校”，将雅典民主作为普适而优越的政治制度。我曾经仔细研读比较伯里克利演讲与美国总统演讲的基本气质和内容，能够清晰发现内里的历史连续性和民主霸权继承性。拜登的“民主峰会”，其气场、心思、想象力和战略意图，与伯里克利的古典心灵之间若合符节。罗马帝国更是在疆域、法度和征服性上放大了西方帝国的霸权及其文明优越性。霸权本身是奇特混杂之物，其中兼具“说服与强制、意识形态与暴力、仁与恶”①之二元性，幷非纯粹的“强制”、“暴力”与“恶”。
美国霸权就是这样的混杂形态，是军事与制度的“恐怖暴力”和文化与经济的“普适价值”的整合体系，于是出现了你称“民主”、我批“霸权”的对立世界观与规范性冲突。拜登“民主峰会”在中美关系上留下的不是美国民主的和平包容性，而是一种软实力的霸凌，是“软刀子”杀人，其痛苦和羞辱程度绝不低于特朗普的硬实力贸易战。但西方霸权的兴衰规律亦值得深切关注和研判。美国的霸权从“自由帝国主义”系统转向“制裁帝国主义”，从规则本位转向实力本位，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从精英民主转向民粹民主，从接触主义转向遏制主义，从自由贸易转向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是一种实质性的帝国理性收缩和撤退。发生于2021年8月的“阿富汗大撤军”更是当代版的“西贡时刻”，是美式民主霸权输出的决定性失败。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曾这样总结霸权的兴衰规律：“追求霸权者凭藉勇气与智慧实现霸权，凭藉克制和仁爱增进霸权，凭藉令人惊惧的恐怖维持霸权。”②这是对美国霸权的最佳历史写照。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和拜登的“民主峰会”都属于帝国夕阳光景，是疲惫帝国对霸权的最后留恋与抗争努力，也是帝国理性转向国家恐怖逻辑的可怕尝试。
但预言美国霸权脆弱崩解及世界权力快速转移，则显然忽视了美国霸权的历史综合性质、自我修补调整能力和制度坚韧性。美国霸权之衰落属于一种缓慢进行的“韧性衰落”，是存在历史反复和进退变奏的，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美国文明体系是西方数千年文明积累和帝国理性沉淀的历史综合体系，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终极形态。这种体系既包容放大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华和力量，也携带和感染了西方文明内在的全部张力、矛盾性、霸权复杂性和破坏性，其内部存在着自我修复和自我毁灭的双重基因编码，存在复杂元素的对冲、放大与再综合的多层次运动和斗争，存在强大的历史和制度活力，不是简单文明体的脆弱解体可比。
其二，美国霸权的实力构成依然清晰而成体系。这种霸权因素包括美国民主体系与法治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美军的全球控制能力、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与金融霸权体系、美国高科技的卡脖子优势与创新基础、美国盟友体系的协同能力、长臂管辖的法律制裁能力等。
其三，美国霸权的价值构成仍然具有文化领导权优势。这方面包括民主价值观的知识基础和制度优势、自由主义的普适意识形态、人权理论和人权干预体系、普通法的法律霸权、简式英语的语言文化霸权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科学领导权等。
其四，美国精英层的霸权维护意识和行动能力仍然健全。美国深层势力（deep state）的代表理性和操盘能力仍然强大，对民意的诉诸和引导能力仍然可信，从而中美关系的斗争格局依然胜负难明。
我们既要从战略上洞察美国霸权的历史性衰落不可避免且迹象暴露，又要从战术上充分重视美国霸权的坚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做到知己知彼，做到战略定力和战略进取心的有机结合。
（三）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新关系规范的中国基础
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新战略航标，从中国自身也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新关系规范的引导效应：其一，民族复兴作为新时代本质精神，具有压倒性、支配性和引领性，2021年的建党百年大会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均聚焦于此，呈现前后战略思维的一致性；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包容性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新哲学和新思维，对美国的“西方中心论”与冷战性质的全球体系构成价值挤压和体系斗争。无论是上述的民族性目标还是全球性目标，都不是以美国的价值和规范为基础，而是中国自身文明与制度的历史性成长和表达。
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双轨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创新和民族化，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呼应。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演变成了一个双轨的交互体系：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转化过程；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思想性的规范结合，这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具体构成，因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历史和思想维度，以及贯通民族实践过程和世界秩序演变过程的开阔哲学空间和思想创造领域。
民族复兴作为新时代的本质精神和根本法，是阻断和反制美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有效政治原则和民族性共识。美国以人权与民主“肢解”中国政治制度、否定中国文化与生活方式正当性的“东方主义”隐秘逻辑和战略进程被完全打断。无论是新疆人权问题，还是香港民主问题，都属于美国新冷战的惯用策略，以全体系动员的方式进行污名化、制裁、国际调查和话语权施压，但不能取得通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取得的政治成果，其颠覆性的政治图谋不能得逞。甚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切香肠”战术以及无限制地武装台湾和支持台湾国际化，以此达到分裂中国和破坏中国民族复兴进程的战略目的，但也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美国还试图在舆论战上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和政治代表关系，挑动中国社会发生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民主运动，幷大量投资和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网络大V以及某些商人势力和腐败官僚势力，制造“第二个苏联”的解体悲剧。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遏制和干预手段，美国一直不遗余力，但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着“大一统”的民族政治基因，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真诚向往和具有奋斗热情，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及其政治代表性有着基本的历史认同和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牢牢抓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发展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美国的民主戏法与颜色革命的全套技战法就遭遇了基本失灵的战略窘境。民族复兴及其坚定的历史趋势，以及民族复兴必然包含的对党的领导的长期坚持和对台湾统一的最终实现，是中美新关系规范建构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如果美国不能正确认知和接受中国民族复兴的基本事实与核心法理，就难以寻找到建立中美关系稳定规范架构的共识基础。
与中国民族复兴及独立自主政治道路的选择相比，美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难以接受，也更加难以自我认定处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美国不能接受在基督教体系和美国民主体系之外存在异己性的普遍体系。美国霸权的本质关注不是“天下为何”，而是“谁之天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理念和实践性倡议，本是普遍、中性幷符合全人类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为由中国提出和推动，就会被判定为是“中国威胁”和“中国阴谋”，就会遭遇来自西方舆论、外交、政治、法律、地缘等多个维度的严厉和过度的攻击与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个本体性的哲学范畴和人类社会的建构性命题，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逻辑上幷不存在主体性霸权和对美国的排斥性，但却触痛了美国的霸权神经及其敏感性。中国不仅有理念倡议，还有实践行动，主要付诸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项目与制度合作体系，这本来是填充和矫正美国式全球化的战略增益行为，却被判定为是中国的“帝国式”扩张行为，是对美国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修正和挑战。在2021年4月份美国《战略竞争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项抹黑中国的倡议和行动。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及其执行细节，显着体现出对中国的战略敌意和激烈的战略竞争的取向。美国无法以民主方法改变中国，如今又试图以“恶性战略竞争”的方法破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体系，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实践和体系性建构。
四、通过历史斗争实现新的和平“大地法”
中美关系由此陷入“新关系规范”的共识危机：其一，美国不能接受中国民族复兴的基本方案和制度模式，认为是对美国民主普适性的挑战和对美国霸权的体系性压制；其二，美国也不能接受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体系和真正立足和平发展普适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是对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结构性修正和破坏。美国唯一能够接受的祇是：中国接受美国的霸权和民主。
新加坡资深战略家和政治家马凯硕在其新著《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对中美关系的战略纠缠和冲突风险性有过精辟的分析，就其出路提出了一个“大逆不道”但非常具有战略突破性的构想：美国是否能够坦然接受成为“世界第二”的角色而从容思考和应对与中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沿着马凯硕的思路继续推理下去：中美关系的新关系规范架构是否能够达成和可持续，实际上取决于美国对自身霸权的“理性放弃”而不是幻想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全盘接受”，而如果美国以退为进，真正从多元主义和东西方文明平等的新规范出发，拿得起，放得下，将是全人类在21实际的最大福祉，否则全人类和平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都可能被美国霸权的“自私捍卫”而绑架套牢和持续受损。当然，这种推理置于西方文化中心论逻辑和美国霸权的自负与自私性格之中，近乎天方夜谭了，是典型的“与虎谋皮”的主观愿望罢了。
因此，中美关系的“持久战”和伟大斗争不可避免，但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文明竞争和文明博弈，是进步正义与保守霸权在“平视”和“对等”预期下的新斗争，我们都是这一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无一例外。而希望与绝望，幸福与悲苦，文化与暴力，规则与失序，和平与恐怖，开放与封闭，机遇与风险，忠诚与背叛，意志与怯懦，进步与倒退，一切皆有可能，直到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至名归”，直到美国霸权基于必然性事实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正当性存在和文明价值，直到人类和平新的“大地法”规范性生成，历史性斗争才有了决定性结果。施米特二战后在悲悼欧洲传统国际公法秩序衰落和美国自由帝国霸权降临之际，于《大地的法》中构想和呼唤的新的历史斗争和新的和平“大地法”，竟不期然落到了东方中国的文明之肩和政治肉身。这到底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期许？
这或许就是中美关系长期“战略相持”与规范斗争的文明本质和世界历史本质之所在。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国两制、涉外法治与中国法律体系的扩展”（北航课题编号：YWF-21-BJ-W-205）》
注释：
①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中译本第220页。
②转引自安德森书第220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