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英国在疫情抗击能力方面存在欠缺。根据路透社的采访，英国前线医护人员在意大利疫情暴发后不久就感受到了压力：NHS新冠热线超载，疑似病例剧增，医疗资源流向重症患者。因为在救助、检测乃至咨询方面资源的缺乏，使得英国在只有约5000人确诊时就放弃了“检测、检测、再检测”“追踪、隔离”这些应对流行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引以为傲的公共卫生机制在疫情面前暴露缺陷。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是二战后英国打造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这一整合型医疗体系也备受国际卫生界推崇，承载着“英国骄傲”和“英国认同”。然而此次抗疫不仅暴露出英国国民医疗体系资源的短缺，也凸显了其缺陷。经历了十多年的预算缩减，英国医护人员常年短缺。根据欧盟2019年12月数据（英国脱欧之前），英人均病床数位列欧盟倒数第二。英国集中的、官僚主义色彩浓厚的医疗体系使其无法像德国那样有效调动医疗资源，短时间内提高应对疫情能力。
总体上，英国的抗疫决策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制约，也暴露了决策层面的失误以及机制建设的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戳破了一些“英国神话”，但其暴露出的问题却并非英国独有。如何在存在认知盲点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卫公众利益？如何区别“科学决策”和“唯模型论”？如何在决策中避免“认知偏见”？如何平衡短期收益和长期利益？这些是其他国家今后在制定政策时也应该思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