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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善治”，它并不是“善治”的先决条件。 |
中评社╱题：“文明对抗”与“治理能力”之争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社科学者
在这场“全球抗疫”的战疫中，“中美文明对抗”的第一回合已经宣告结束。双方胜负，不言而喻。可是，不论是从世界大势来看，或是从特朗普个人的性格来看，“中美文明对抗”的格局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必须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见招拆招，才能保证自己在下一回合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新冠肺炎快速蔓延，全球肆虐，有人认为：这场瘟疫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大自然对人类科技文明过度发展的反扑，正在考验各国的“治理能力”。我十分赞同这样的论点。所以本文必须先说明“治理能力”对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
一、“善治”和抗疫
在1990年代，东欧共产国家崩解之前，日裔美籍的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于1989年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预言东欧共产国家的解组，因而声名大噪。1992年，他又将这篇文章扩充成一本书，题目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书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对峙的冷战局势已经结束，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然而，二十年后，由于民主制度的衰败和普遍失能，他又出版了一本《政治秩序的根源》，从东方文明的观点出发，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他认为：稳定国家的“善治”，必然包含三个重要元素：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遵守国家的法治，以及承担责任。“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善治”，它并不是“善治”的先决条件。
然而，对于一向以“民主”自夸的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很可能并不作如是观。尤其是一心想要中、美“文明对抗”的格局中扳倒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自以为是，对东方文明所强调的“善治”不屑一顾。
到了三月上旬，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受到控制，却在欧美和中东快速蔓延开来，其中以义大利和伊朗最为严重。3月10日，义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向中国求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立刻答应提供义国急需的口罩及医疗设备，同时大陆国务院联防联控外事处宣布成立“院士级”的“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组”，准备对伊朗或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输出“中国防疫经验”。然而，这个消息传出，立刻遭到各方的质疑：“中国防疫经验”真的是可以“输出”的吗？
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初，西方媒体立刻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等到医疗专家确认这是人类医疗史上前所未见的疫病后，中国政府立刻采取果断的“封城”行动，要求每个筛查出的轻症与重症病例都必须强制住院，风险病人必须居家检疫。病房不够，八天内盖出2000张床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收治重症，又盖了十六座方舱医院，收治轻症，完全分流。医护不足，全国立即调动四万多医护人员驰援，展现出高效率的治理能力。西方国家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严密的基层组织，在这次“防疫作战”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西城大妈”、“朝阳群众”，在西方国家中根本没有，他们如何可能复制中国的“防疫”或“抗疫”经验？
二、“人人为己”的个人主义与“物竞天择”
三月上旬，义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快速增加，义大利人素以热情闻名，熟人见面常以拥抱、轻吻为礼。病例增加最快的米兰，是义大利的金融、时尚和观光大城，聚集了许多艺术家、服装设计师、模特儿，人口密集，市区繁荣，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经常在这里的歌台舞榭或酒吧聚会、开趴，过着多彩多姿的夜生活。3月8日凌晨二时，义大利总理孔蒂宣布：米兰附近的伦巴底大区及其他11个行省将实施“封城”。不料消息事先被媒体披露，3月7日晚间，米兰火车站立即涌入“逃难般的人潮”，许多米兰居民都纷纷开车逃离这个即将“被封锁”的城市。
因为欧盟申根国家之间根本不设防线，当义大利宣布要“封国”时，义大利人又纷纷向外国逃散，结果到了三月中旬，欧洲的新冠疫情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快速地蔓延到美国，逼得特朗普不得不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一时之间，美国许多城市的超级市场一开门，立刻涌入潮水般的人群，大家抢购卫生纸、日用品，彼此大声叫骂，甚至扭打成一团，将“人人为己”的“个人主义”文化发挥到淋漓尽致！
当全球陆续筑起防疫壁垒，英国却反其道而行。首相强生宣布采取“佛系防疫”，不检测、不停课、轻症不治疗，要让六成人口都感染新冠肺炎，以达成“群体免疫”的效果。其逻辑是：毋须刻意压制疫情，有症状者应先自我隔离；如此一来，身体强健者将可战胜病毒而存活，弱者或老人则可能被自然淘汰。有人因此称之为“物竞天择”法，或“佛系”抗疫法，而和中国严密管控的“魔系”抗疫形成明显的对比。
所谓“群体免疫”其实就是政府放任疫情扩散的意思。消息一出，立刻遭到各界的批评：英国六千七百万人口，如果有六成人感染，以2％的死亡率估计，将有几十万人丧命，强生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英国“群体免疫”的政策被认为是“物竞天择”、草菅人命，舆论与专家猛烈抨击下，两天后，卫生部长汉考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说，政府的政策是“保护生命，打败病毒”，“群体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标或政策，而是科学的概念”。
什么叫做“科学的概念”呢？自从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发表其“演化论”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淘汰”已经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西方学者甚至还发展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发展殖民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十九世纪，英国扩张成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广的“日不落帝国”，并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0-1842），使中国沦入“羞辱的世纪”（century of humiliation），而经历劫难。天道好还，谁都料想不到，时局演变至今，英国政府居然享用“物竞天择”的“科学概念”，来对付自己国内的新冠疫情，甚至警告民众：“可能有很多家庭会失去他们挚爱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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