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需求新。数字经济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世界潮流。当下我们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等，都在呼唤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而这些正是“新基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机制新。传统基建的功能属性相对独立，边界比较清晰。“新基建”涉及的许多技术既有自身特性，又需要相互交叉融合。因此，以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对于这些新事物，很难沿用传统的监管思路和发展模式，亟待以新机制为其营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
本世纪以来，全球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资源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世界新技术变革风起云涌，给人类带来解决各种共同危机的希望。即使新冠肺炎疫情会在一定程度上迟滞这一进程，但总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正是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中国从“新基建”上发力，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上游转移，有望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脱胎换骨的蜕变。
随着“新基建”的不断推进，绝大多数的企业陆续实现联网，业务全面数字化，这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从而改变生产关系。在带来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将有力地促进消费升级。这些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而且还可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从而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与“新基建”有关的各种新技术已经在“战疫”行动中显露锋芒。大数据疫情筛查防控、医用物资生产调运、远程医疗、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生活物资网购、有序复工复产等，让整个社会仍然可以高效运转，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凸显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线上需求、线上经济、线上服务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新基建”赋能传统基建和传统产业
文章认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然而，我们不能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新基建”也不意味着可以替代传统基建。若没有发达通畅的交通体系，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都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若不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城乡基础设施体系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也无从谈起。因此，“新基建”不仅包括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还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其中第二方面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成就巨大，但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在量和质上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十四五”是我国从全面小康迈向初步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国际形势大变化、国际格局大调整的时期，是中国推动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推进新技术变革，都需要有“新基建”。“新基建”无疑将是“十四五”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2020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时，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新基建”既有社会公益属性，也有鲜明的行业特色，需要全社会包括信息技术企业和其它工业企业协同努力。“新基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进电子信息产业与垂直行业跨界融合。所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新基建”的重要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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