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持续快速的技术进步。 |
中评社北京8月2日电／改革开放的前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然而2007—2019年，这一指标却由14.2%一路下降至6.1%，降幅超过50%。2020年年初，由于遭受疫情冲击，这一波下行趋势看起来仍将继续。
中国经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文章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显着放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将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创新这四个方面来一一分析。
劳动力供给：两个“人口红利”递减
文章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提供的充裕劳动力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人口红利可分两个层次：一是指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二是指大规模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压低了总体工资水平。那么，2008—2019年，这个两个人口红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中国15—64岁的人口数量，由1990年的7.63亿逐渐上升至2013年10.06亿的峰值，到2018年下降至9.94亿。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66.7%上升至2010年74.5%的峰值，2018年下降到71.2%。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一的顶峰是2010年，从2011年起开始递减。
截至2018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依然显着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比美国、欧盟高出5%以上，比日本高出10%以上。但2010年以来，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曲线下降幅度，显着高于美国与欧盟。各方面数据均显示，此后30年内中国将迎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一将会加速衰减。
人口红利二是否也发生了衰减呢?我们可以用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间接证据，来分析农民工供求关系的变化。2008年至今，中国农村人均真实工资收入呈更快速的增长，占城市人均收入比重已由2007年31.8%的谷底，上升到2019年的37.8%。这背后的原因是，农民工市场从最初的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尽管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仍然由2008年的2.25亿上升至2019年的2.91亿，但年均增速却由2010年的5.4%，显着下降至2019年的0.8%。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工的总量就会由升转降。此外，2008年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还发生了两大结构性变化：一是平均年龄显着上升，由2008年的34岁上升到2018年的40.2岁;二是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显着下降，由2010年的63.3%下降至2019年的59.9%。“离土不离省”或不离市、县的情形越来越多。
随着人口红利二的衰减，用工市场供不应求，劳动力收入增速加快上升，这对劳动力本身来说是好事，对严重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却是坏消息。因此，从2008年至今，中国沿海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持续下降，不少中外资企业都开始把工厂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与印度转移。
以上两种人口红利的衰减，是中国经济增速自2008年以后显着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力资本投资：城乡差距拉大隐忧凸现
文章称，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因为投资回报率很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较强。遗憾的是，200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显着变化。
以农村家庭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拉大，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教育水平发展实在太快，自然造成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家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下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后发现，1978—1998年，他们中来自农村的比例约占三成，而2000—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又如，自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但上“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
再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社会学系的联合调查发现，2006年招收新生中的农户子弟(入大学前户籍为农业户口)、农村子弟(居住在农村)和农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在本科(学院)中的比例分别为47.2%、32.4%和11.5%。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68.5%、50.5%和32.7%。而同一时期内，能够享受重点大学优质资源的上述几类“农”家子弟的教育机会，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目前收费特点是，越是重点学费通常越低，二三本的大学学费通常更高。因此，农家孩子入大学之日，往往就是家庭举债之时。由于大学扩招，二三本生数量太多，毕业时又会遭遇结构性失业压力，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必说偿还家庭的学费举债了。
问题接踵而来。即使这个农村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再加上足够的运气，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城市里安了家，小家庭的生活压力也不小，他们还能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大学生那样，给仍在乡下的兄弟姐妹以无私支持吗?
近年来很多讲述都市家庭关系故事的电视剧中，这种出身农村的男青年被称为“凤凰男”，随时随地遭遇冷嘲热讽。但为自己原生家庭提供各种支持的“凤凰男”，恰恰就是一个农村家庭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发挥外溢作用的最重要渠道。如果预期到对特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无法让其他家庭成员受益，父母还愿意长期节衣缩食，并以家中其他孩子前途受损为代价，继续做数目不菲的教育投资吗?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逐渐下降了，农村草根基层的年轻人，仅仅通过个人努力企求实现阶层跃迁，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困难。当前，有一个热门词“拼爹”，不就是透露出，子女一辈人的社会阶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吗?
实物资本遇阻：需求增速下降 投资回报缩减
文章认为，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很快，原因之一是有旺盛的内外部需求，原因之二是高储蓄率压低了融资成本。
然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由2008年之前的年均20%以上，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6%。中国最终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由2011年的48%下降至2018年的44.8%。换言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着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由市场上的企业做出的，增速下滑反映了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导致投资回报率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内外需增速下降使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2014年就有学者指出，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有效扩张企业的生产能力，无效投资只能加大过剩产能的堆积，并造成大量企业活力不足，它们生存的前提是消耗宝贵的信贷资源，引起信贷比例以更高速度攀升。
从内需来看，一方面2008年后全球经济增速显着走低，2008—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仅3.4%，低于2002—2007年的4.8%;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陷入长期停滞，国家范围内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明显抬头，造成全球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自2018年3月起至今的中美经贸摩擦就是明证。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国际经贸摩擦的抬头，使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增速也显着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