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输血”；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干细胞，为金融“造血”，二者之间循环往复、相辅相成。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2019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也有利于打通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循环中的“堵点”。长期以来，由于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尚未形成，导致产业资本间接融资比重居高不下，国有企业长期负债经营、杠杆率较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资本服务产业资本的功能弱化，而产业资本“反哺”金融资本的功能明显。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6.7%，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5%，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贷款、债券；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11家银行所赚取的利润占108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47.5%，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10家银行利润则占到124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44%。经济与金融的这种循环模式可能导致一些具有成长力的实体企业因债务负担、资金链断裂而夭折。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期间都较好发挥了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股市屡创新高，直接融资便利，同时分散了银行风险。应抓住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契机，以建立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国有金融资本为主体，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要求，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探索加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专职专业的统一监管，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五是，推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赢发展。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二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在中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更加优化吸引外资环境以及鼓励高水平“走出去”的情况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民营企业生于竞争、存于竞争，经营机制创新性强、市场化程度高，如科技型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分别为南非报业(现在占腾讯公司股比31%)、日本软银(现在占阿里巴巴股比34.4%)控股，但第一大股东“控股不控权”，经营控制权由创业团队即合伙人掌握。民营企业的这些创新，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出资企业，探索将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应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在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的同时，也要善“借东风”，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良性循环。
推动新型全球化
文章指出，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提出，各国应携起手来，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因此，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开放的全球化，不是排斥异己的全球化；是包容的全球化，不是改造别国的全球化；是普惠的全球化，不是拉帮结伙的全球化；是平衡的全球化，不是两极分化的全球化；是共赢的全球化，不是赢者通吃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的思想内容，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观，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概括起来就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团结世界各国一起发展、可持续发展。用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认识双循环格局，就是推动形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合作共赢、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
2013年至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近8000亿美元。今年世界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下降4.9%，世界银行预计下降5.2%，全球93%经济体将陷入衰退，明年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位列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特别是成功控制疫情并在二季度实现经济正增长，上半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122列，同比增长36%，许多国家把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寄予中国。应找准修复国际经济循环的着力点，把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发挥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走廊、工业园区、交通设施等重点项目上的骨干作用，树立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激活所在国的内生经济和消费需求，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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