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Dark Age），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就用这种权威消灭一切他所认定的“异端”。在中世纪，基督教迫害不同意见者，最严厉的手段是动用异端审判所（Inquisition）。公元1231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在位期间，建立了异端审判所，独立于主教之外，祇对教宗负责。这个法庭将“确认有罪之前，都是无罪”（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原则，改成：“确认无罪之前，都是有罪”（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被定罪的人一旦进入这种法庭，要没收全部财产，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其子女如果不愿意指证父母，则没有继承权。审判者大多由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的神父担任。判死刑者用火刑处死，因为火刑可以不必流血。从1252年起，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开始设立酷刑室，对犯人动用酷刑。异端审判延续到1834年，一直到1917年才停止（李雅明，2008）。
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城市仍然可以看到所谓的“酷刑博物馆”（musium of torture）。这种收费的博物馆通常不大，收藏的刑具却多达七十种，施行方式无奇不有，一旦进入异端裁判所，保证把人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三、经院哲学、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
藉由千奇百怪的“酷刑”，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彻底扫荡了一切所谓的“异教知识”，整个西欧文明陷入停滞状态。不过，教会为了要让知识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培养一批知识分子，保存一些残存的古代知识。在中世纪，唯有在教会修道院中的僧侣，才能接触知识，一般平民根本得不到教育的机会。
西元第十世纪，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塞尔柱人攻进巴格达，建立大赛尔柱帝国，并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发展变成宗教傀儡。以后又频频西犯，迫使东罗马帝国向教皇乌尔巴诺二世求助。西元1095年冬天，乌尔巴诺二世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名，号召各地的封建领主、骑士、教士和民众，组成十字军，进行东征。
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结果并没有收回圣城，却将包括“实在论”和“唯名论”争议的希腊文化带回基督教世界。此后，经院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诸如“三位一体”之类的形上学概念，究竟是“实在”的，抑或祇是“名相”而已？这样的思辨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思想。正如丹皮尔所说：“教会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摧毁。”
这样的思辨一方面埋下了宗教改革的契机，一方面也使胆敢质疑圣经的知识分子必须承受宗教迫害的风险。在这场漫长的争论中，“实在论”派大体代表教会正统观念，“唯名论”派则是以逻辑作为武器，向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突显出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摧毁经院哲学的根基。
“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对立，变成经院哲学争议不休的议题。到了13世纪，思想锋锐有如剃刀的奥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是个极端的“唯名论”者。他主张哲学根本不可能证明任何神学义理，譬如“上帝存在”的命题，必须通过信仰，接受教会权威，方能得证。然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在实际上却会犯错误，因此祇有《圣经》具有无上权威。
《历史与思想》在〈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一文后，略过“黑暗时期”，就直接谈〈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几乎不提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迫害。然而，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宗教迫害的案例仍然层出不穷。
文艺复兴的风潮迅速扩散到欧洲各地。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了抗议天主教会的腐败，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欧洲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发生分裂，形成了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中，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教派。由于教派的不同，欧洲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许多次宗教战争，比如说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就是较为显着的一个例子。
在动荡的政局中，欧洲的科学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宗教的迫害。在李雅明（2008）所着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中，记载了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来，基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可以用由“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学革命为例，来说明何谓欧洲的“主智论”（intellectulism）。
四、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布鲁诺之死
古希腊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环绕着地球运行。托勒密（C. Ptolemy，87-150）将之发展成为“地心说”的完整体系，它假设行星在一个称为“本轮”（epicycle）的小圆圈上移动，而小圆圈又沿着一个称为“均轮”（deferent）的较大圆心轨道上运行。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数学家哥白尼（N. Copernicus，1473-1543）首先提出“日心说”，他认为地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一边绕着地轴自转，每昼夜自西向东自转一周；一边以一年为周期，绕太阳公转。因为这样的理论违反了正统的“地心说”，出版商怕得罪教会，迟迟不敢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这本著作直到他临死前几个小时，才印好送到他手上。
这本书流传不广，当时祇有极少数的专家会读这本书。其中之一，是义大利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他幼时家庭贫困，十五岁就进入多明尼克修道院当道明会的修士。由于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异端，而被革除教籍。1576年，他逃出修道院，离开义大利，过着长期流亡的生活。他先后到瑞士、法国、德国和捷克等国家，在大学里讲课，宣扬哥白尼的学说。他在1584年出版的著作《论无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在太阳系之外，还有数不清的世界。他相信一个叫做汉密士（Hermetism）的教派，这是一种源自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宗教思想，反对三位一体，主张耶稣是人，不是神，耶稣是由上帝所造，因而低于上帝。在他的宇宙中，没有上帝的地位。教会因此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
1591年，他被骗回义大利。翌年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囚禁八年，始终不为所屈。1600年，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论点，被天主教廷以异端的罪名判处火刑。在听到判决时，他对审判官说：“你们宣读判决书的恐惧，可能比我接受死刑判决的恐惧还要大得多。”（Perhaps you, my judges,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against me with greater fear than I receive it）。在罗马百花广场以火刑处死时，为了不让他说话，教会把他的舌头枷住，而且把衣服剥光，倒立着烧死。
五、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
在中世纪的欧洲，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多得不胜枚举。这种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教会即使用“异端裁判所”和“酷刑室”对付知识分子，并形成“信仰”和“学问”之间的对立，他们在哲学上祇是分别坚持“实在论或唯名论”、“理念论或经验论”而已。我们可以称呼追求“学问”的一方为“主智论”者，但“反智论”一词却是余院士所独创，在〈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余英时（1970）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所谓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冲突。
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信仰”（faith）与“学问”（scholarship）的对立，便是这种冲突的一个例证。在“新约”中耶稣一方面认为知识学问是虔诚信仰的阻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圣经有深入的研究。后来基督教中重信与重学的两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约”中找到根据。但一般而论，在十五、六世纪的所谓学术复兴（Revival of Learning）以前，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偏向于信仰一边的。在信仰空气弥漫之下，希腊古典学术受排斥，Tertullian（公元二二二年卒）的反智识主义的名论最足代表重信轻学一派人的态度。他公然宣称雅典与耶路撒冷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也否认希腊古典哲学可以对基督教义有任何助益。一言以蔽之，“自有耶稣基督以来，我们已毋须好奇：自有福音以来，我们也用不着求知。”西方中古“信仰”与“学问”的对峙，从历史上考察，是希伯来宗教文化和希腊古典文化相互激荡的一种表现。
这是《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极少数提到基督教“信仰”与学问冲突的一个例子。余氏在此，第一次提出“反智识主义”的概念。然而，这里不是坚持信仰者所信奉的哲学。由中世纪晚期，乃至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欧洲有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观点，思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找出不同的哲学主张，包括“智识主义”在内。但所谓的“反智识主义”却是余院士的无中生有，不论是在西方或东方，都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哲学思想。在上述例子里，Tertullian是为“信仰”而“反智”，绝不可能是为“反智”而“反智”，甚至摘出一种“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的哲学。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这样做的时候，余英时的“人文思想”怎么可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Eurocentric bias）？
参考书目：
（1）李雅明(2008)：《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台北：五南图书公司。
（2）余英时（1958）〈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39-380。
（3）余英时（1959）〈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05-338。
（4）余英时（1960）〈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285-304。
（5）余英时（1970）〈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87-120。
（6）高宣扬（1994）：《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7）Dampier, William C.(1942).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8）Ellerbe Helen (1995).The Dark Side of Christian History ,Morningstar & Lark; Later Printing.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