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写文章批判胡适的1958年，正是殷氏生命中“声华鼎盛”的时期。胡适更是位居要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怪异的是，身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对于这样一位“学术文化名人”所提出的严肃批评，居然不理不睬，翌年仍然到台湾大学法学院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说自己“老狗教不会新把戏”，祇会重复讲“那一些老话”！
胡适用“置之不理”的态度对待殷海光对他的批判，殷海光本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同侪对他的质疑？在那个时代，站在学术立场批判殷氏主张的主要人物正是胡秋原。
四、殷海光的“学术诈欺”
胡氏曾经在《中华杂志》上一连发表三篇文章，批评殷海光的《逻辑新引》和《思想和方法》。在〈评两本错乱欺人的书〉中，胡秋原（1965）针对《逻辑新引》一书的形式、术语、内容，提出了五项二十一条质疑，指责：殷海光《逻辑新引》的内容，其实是金岳霖《逻辑》一书的“旧抄”。他严厉地批评殷海光“乱抄”金氏著作，“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乱说”。他敢于如此“大胆诈欺，无非欺中国非西方，无人有逻辑常识，也没有人重视真诚”，“所以他大可乱吹”。
这是非常明确的挑战。胡秋原提出的五项二十一条的质疑，都是针对“逻辑”而提出的学术问题。依照西方学术社群的规范，殷海光应当针对胡氏的具体指控逐一作答。然而，殷海光对胡氏的指控也是不理不睬。因此，胡秋原点名叫阵，又写了一篇〈评殷海光另一本更错乱诈欺的书“思想与方法”〉，以及〈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并将这三本篇文章集结成册，题为《逻辑实证论与语意学及殷海光之诈欺》（胡秋原，1966）。
在〈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中，胡秋原指出：逻辑实证论和语意学“祇是三十年代起来的一种运动，是一消逝中的现象”。它们“有一定的学问立场，即拥护科学，反对玄学和宗教”。这“两者是非政治的，并且是反对一切政治宣传的”。“殷海光以逻辑实证论语意学作政治宣传，即用玄学作为代替中国历史和传统，中国民族和自由中国的代名词，而作政治攻击。他表面上讲科学、逻辑、实证论、语意学，实际上除了谩骂以外，没有一句话在学问上不是乱说乱扯的。”
由于殷海光对他的学术挑战不做回应，胡秋原也不留情面地对殷海光作“人身攻击”。他说：
此处我还要说到何以殷海光有他那一套“思想”和表演。首先，他的基本教育根本没有受好，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一切科学常识也没有，英文文法也没有学好。在抗战时期，进大学比较容易，师资也不是十分整齐。此时他在金岳霖之下，接触了逻辑。而金岳霖者，也原无什么学问和思想而却是一个喜弄玄虚的人。自西南联大时期，到大陆沦陷之前，他当然已听了若干反民族宣传，也学到骂人的习惯，并看见棒子暴力之运用。到了台湾以后，他原来写点党八股，写不下去了，又得到一点什么启示，再记起西南联大时期的民主口号，忽然成为大学教师。在学校中他发现pq之类很少人懂，又翻了一下卡纳普，便乱讲逻辑实证论，没有人批评他，反有人以为新奇，便索性装起罗素专家架子骗人，实际上他没有看罗素的书，除了金岳霖的断片拙劣的翻译以外。
别人愈不懂他说的什么，他便愈成为专家，他便愈骂起人来，便开始有了群众，也便鼓励他有意识的进行诈术了。继而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里听到什么传统、现代、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他便学成归国，又有人出钱印现代学术季刊。在不满现实心理之增加以及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他的野心日大，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而进于大胆诈欺，如上说的种种表演了。一言以蔽之，他自己之无知，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缺陷，加上费正清之类的影响，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页18）
五、大学的使命
胡秋原十分明瞭：台湾知识界有人替殷海光说话，是因为殷氏是当年知识界“自由派”所推崇的“自由斗士”、“民主导师”。胡氏认为：这问题可由两方面说。就反现状这一面而言，“反现状之本身并非绝对的神圣”，“在自由中国反现状没什么了不得”。可是，从另一面来说，“学术诈欺的罪恶”是绝对的。他说：
一切诈欺不可以，学术诈欺罪不可以。学术诈欺不仅比无知更坏，而且造成最大的败德。我们须知现状何以令人不满。这无非由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因而缺乏人才。救国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顾亭林在亡国之后主张“博学于文，行已有耻”，这八字依然是立国救国之根本方针。而以学术诈欺来反现状，其结果祇有比现状更坏，因为这祇有造成更无知更败德的人。（页14）
“这不是小事。这比贪污、杀人还要严重。纵一切可败，教育学术不可败”。在他看来，“一切可坏，青年不可坏。我们可误，我们子弟不可误。处处可诈，学校教室不可诈。我所说的不是笔墨官司，而是事关民族永久的兴亡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战败之后，拿破仑占领柏林，德人赔款割地，订城下之盟。在国困民穷之时，大政治家和大学者洪保德认为复兴国家，首先要办一好大学，乃决定创办柏林大学。创办之时，菲特烈威廉三世宣布大学目的说：“国家在物质上损失了的，要在精神力量上补足起来。”
洪保德宣布大学宗旨说：“大学是为纯粹学问而设立的。”“教授不是为了学生的，教授与学生都是为了学问的。”大学之使命，“不是传授知识，是要产生知识”。
学问如何产出呢？弗兰克福大学大礼堂壁上刻着下列铭文：“在国防战备上如钢似铁的民族，要以精神之宫殿来作育你们。你们是这宫殿之守护者，当为德意志之名誉而善护之。在研究和学说上，务须诚实，务须真实，务须严正！”而这也是整个德国大学之传统。（页22）
这场论战发生时，我是台湾大学大学部的学生。当时我站在“自由派”的立场认为胡秋原是个“民族主义者”。半个世纪后，今天重新检视这段历史，我的看法却完全倒反，认为胡氏的论点，才是正确的。然而，胡适、殷海光、余英时这三位“自由主义”的大师，为什么对于他们学术立场的质问不理不睬，难道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色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胡秋原对殷海光做人身攻击时，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种听到什么传统、现代、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
六、“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1991年余英时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讨论会”上做了一场演讲〈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其讲稿的结尾部分感叹：“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在这篇讲稿中，余英时从历史学的角度检视，清末民初以来，在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被“边缘化”。他在结论一节中指出：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他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其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务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
从我这一系列文章的析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余英时以为自己就是那位走出洞外的哲学家！事实上，“五四”以来，大多数“全盘西化派”都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不过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际遇和表现方式而已。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派”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中国全力推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到台湾后，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评他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评殷海光在台大讲授的“逻辑哲学论”，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宣扬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时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学术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西方是所有“现代”知识的来源，他们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华，又瞧不起中国文化传统，不知不觉陷入余院士所谓“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龚忠武在〈辛丑元年祭〉中说：余院士是“海外最后一个买办学人”，其实他是“最出色的买办学人”，而不是“最后一个”。他的“出类拔萃”，在于他能够参与“哈佛帮”，制造“众人敬仰”的“学术典范”，然后再回过头来，“训诲”其华人同侪不可以“双重边缘化”！余院士的这个本事，在龚忠武所写的另一篇文章〈哈佛的激情岁月〉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2月号，总第29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