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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会长苏进强（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兰忠伟）第二届“中华文化复兴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落下帷幕，大会期间，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会长苏进强发表了以“王道文化是两岸关系的活水”为题的大会报告。
前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只是三国演义的一段开场白，却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趋势，甚至也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未来际遇。
由于一九五0年代前的国共内战，两岸分离分治将近七十年；而随着冷战结束，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称雄，南北越统一后也成为亚洲新兴国家，两岸却仍处于分离分治的状态，中国大陆固然强烈希望两岸尽早统一，但多数台湾人民即便不赞成独立，也抱持“不统不独”希望维持现状的立场；不过，两岸人民的想法容有差距，政治的隔阂或尚难逾越，但由于两岸同根同源，五缘相契，如能深化基层社区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以尊重、包容、欣赏、分享为内涵的王道精神，做为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的活水，相信必能增进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
大陆近年来持续改革开放，整体国力发展已令全球刮目相看，反观台湾的竞争力却在蓝绿恶斗、族群对立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两相对照，令人扼腕。经济上，2010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5年11月美国财经月刊《全球金融杂志》（Global Finance Magazine）发布全球最富有23国排名，台湾第19名 。军事上，2015年9月底，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按国家常规战力、军队规模、飞机、航母等军事装备的数量，公布全球最强军力排名报告，结果显示美国居冠，其次是俄罗斯，中国位居第3，台湾则排名第13 。
两岸同文同种，却由于历史的恩怨情仇，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最不能相容的敌对政体，历经五、六o 年代的台海危机，多少中国人因而颠沛流离，直到八十年代蒋经国主政后才开放探亲、观光，以至于2005年的“胡连会”，达成五项愿景共识，两岸关系才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008年马英九当局也在小三通的基础上，与大陆进行大三通，并签订23项经贸协议，嗣后并在2015年11月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世纪性的会面，开启两岸和平发展的新局。
透过选举制度，民主是人民参与政治，也是分享权力与政治资源的渠道，而政党轮替也已成为台湾民主的常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延续，亦为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遗憾的是，2016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对攸关两岸互信的“九二共识”采取模糊的论述策略，导致两岸关系倒退，台海和平发展出现“冷和”、“冷对抗”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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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一、“反国民党”与“反中”的辨证
台湾这些年来所引以为傲，乃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轴的多元社会与自由民主的活力，让台湾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堡垒与接轨全球化的公民社会。但这些得来不易的“台湾价值”，却因蓝绿恶斗与政客操弄被扭曲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为所欲为，街头运动常成为民粹的政治动员，但依恃街头民粹而当选的政客，也必须面对民粹的需索与反噬，反而对社会发展与政局安定带来负面的影响。
而在台湾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蓝绿阵营除公共政策与治理能力的竞争外，统、独意识型态不再成为呼群保义的竞选口号，但“国共合体”与“台湾主体”却渐渐成为蓝绿对立的文宣主轴。再加上2008以来两岸和平红利集中在以国民党高层政商关系为主的特定族群，阶级对立与世代正义的倾斜，马王斗争和立法院对服贸协议审议过程的粗鲁，在特定传媒与新媒体网路世代的宣染下，产生太阳花学运乃至“反中”社运。
不过、这并不意谓“去中国化”或所谓“文化台独”就能取代根深蒂固，已内化于社区基层、大街小巷常民生活中的中华文化。进一步言，“反中”其实是对国民党长期龚断政经资源的反扑，若简单化为“反中”其实既不现实也不准确。实质而言，以“反服贸”为诉求的太阳花学运，也并非完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内容，而是反对国民党对通过此协议的程序不正义及欠缺沟通的霸道作为。
台湾解严开放后，社会公民意识渐趋成熟，选民对各项选举的参与度、投票率平均已超过70％以上，政党对单一选区的大型选举，往往穷究一切可能以赢得胜利，拥有党产的国民党在地方多席次的选举，虽占资源上的优势，但也因而动辄被指责贿选或不公不义，再加上前述的“国共一体，利益共生”的不平衡，“反中”与“反国民党”相加相乘的政治动员，遂成为绿营吸纳选票的催化剂，2014年底的九合一及2016大选的胜利即不令人意外，但此一结果不仅不等同于大陆对台政策的成败，更不能简化为“反中”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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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民为主”的社区文化交流是两岸互信的基础工程
众所皆知，大陆近年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宏观的战略规划与快速的决策及讲究効率的执行力，让计划经济的各项政策能够剑及履及，当人民财富累积到不虞匮乏，社会也开放到一定程度之后，贪腐问题往往是国家治理不可承受之重，人民便开始要求自由民主，希望拥有参与公共政策的权力，而“由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分工转化为以服务代替管理“由下而上”或上下相辅相成，建立人本的“以民为主”的社会发展或社区营造模式，也已成为大陆近年来地方治理不断摸索的创新模式。
事实上，这种由政府提供政策规范与相应资源，社区居民共谋、共理、共治、共享、共谋，参与基层公共政策与建设，共建社区为共同家园，守望相助，人人相互尊重、包容、欣赏、分享，人人皆可成为志工，守护社区安全、环境、生态，乃至共同运营社区产业的“社区总体营造”，正是台湾近30年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利基，其发展经验或可做为大陆建构全面小康社会的借镜，甚而是两岸基层社区交流的重要平台。
透过社区交流平台的沟通，相互理解，交换经验，建立交情，互通有无，形塑社区对社区的“社会互信”，对两岸互信而言，正是“万丈高楼从地起”的基础工程，也是“两岸一家亲”的具体实践。不可否认，两岸有不同的的政治制度，但社会发展的轨迹却异曲同工，台湾在50年代即积极倡导“小康社会”，并从农村、偏乡推动基层建设与社区营造，“客廰即工厂”的家庭手工业及鼓励中小企业，使大多数民众能脱贫而小康、致富，同时将文化伦理道德、礼义廉耻精神融入“国民生活需知”。这种将中华文化王道精神内化、融会贯通于民众生活、形塑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正是“和谐社会”的体现。而两岸和平发展已是基层社区民众的主流民意，并不因政党支持对象的不同而有歧异，对宗祠姓氏与信仰的寻根之旅也蔚为风气，故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不受政客“去中国化”及“文化台独”的影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何以中华文化的交流，深化两岸关系的“五缘”，或可做为化解因“九二共识”之有无的破冰活水。
以下仅就台湾民主发展脉络与王道精神的底蕴作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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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道精神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资产
“王道”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思想，也是全球华人、两岸共同的文化资产。“王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中国人立国之道不是以杀人取得胜利的手段，讲究的是修德睦邻、近悦远来，让邻国心悦诚服，不发动战争而获得和平。
先秦时期最早倡导王道思想的是孟子。孟子身处战国乱世，百家学说杂沓纷呈的时代，一生与当时社会的功利主义战斗。他认为，一国之君治理国家必须施行“仁义”之道，而不能使用“武利”之道，也就是治国必须行王道，而不能行霸道。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王道精神的第一个重点是分享而不是独占，是众乐乐而不是独乐乐的生活态度，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精神；其次是不忍人之心，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的“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是以道德统率天下，因此，孟子认为所有的统治都要以道德与仁义为基础，来贯彻治国理念，如此才能够明“义利之辨”，才能与“霸道”有所区别。一个国家若施行王道，帝王若以道德仁义为统治基础，则不论国之大小，都无惧邻国的强大与欺凌，也不会有侵略征伐之事的发生，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孟子这种思想的影响，随着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取得独尊地位而益形彰明，中国历朝历代大多以武力取得政权，改朝换代之际，征戮杀伐在所难免，但在取得天下后，去少有侵略邻国友邦的举措，反而是邻国因仰慕中华文化之名远来朝圣，中国必馈以丰厚赏赐，令其畏威怀德，心悦而诚服。
“王道”是柔软善巧，“霸道”则是刚强粗暴，王道的宗旨在使百姓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在战乱的年代，法家、墨家学说容易获得帝王赏识，脱颖而出，道家则易于受到隐居避乱人士的青睐，但王道思想却是在太平盛世维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石，只有施行王道，才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仓廪丰实。“王道”精神就是“仁义之道”的政道精神，在过去历史上，只要中国具有足够自信，足以影响国际视听，王道精神便能发挥风行草偃的教化之功，成为普世的价值；孟子所举的文王七十里而得天下的例子，便是因为人心归向，王道彰显所致。
但是在帝制时代，孟子的思想也挑战了帝王的权威，限制了帝王的权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革命思想，便是其中最遭帝王所忌者，事实上，孟子是以民、社稷、君三者的功能与影响而论，并不是评断其地位高下，在孟子看来，有道与无道会使国君与土谷之神，因而变置更替，在国家的治理上，只有人民是不能失去的，人民是立国之本，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以这种民胞物与、推己及人之心看待人民，其实蕴藏着博爱平等的无私精神。但也因为此种论述挑战了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导致部分帝王无法接受孟子思想，对其加以抵制，如明太祖朱元璋，甚至想将孟子逐出孔庙。
但是历史的进程总是朝着正面的方向前进，孟子的王道思想总是历朝历代的主流思想之一，即便帝王私心自用而加以贬抑，士大夫、文人仍是秉持着一贯的王道思想以月旦天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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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岸关系与台湾民主进程
海峡两岸自1949年开始分治分立。台湾于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实施戒严，至1987年7月15日解严，翌年，蒋经国辞世，李登辉继任为“总统”，开始推动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1990年10月7月宣布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其后并邀请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的“民主进步党”主席黄信介担任副主任委员，创党委员康宁祥亦应聘为委员 。
1991年2月成立“大陆事务委员会”，同月23日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同年3月“海峡交流基金会”挂牌运作，并与成立于同年12月的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相对应，成为两岸当局授权处理两岸事务的机构。1991年5月一日起，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等同宣布结束与大陆的敌对关系，藉以稳定两岸关系与巩固执政权力，并进行国会全面改选。
1992年11月两会在香港举行会谈，海基会代表根据国统会同年8月1日第8次会议对一个中国涵义所作解释为立场，获大陆海协会首肯，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不同的“一中”内涵，此即台湾所强调的“一中各表”缘由，辜振甫先生生前则以此称为“九二谅解”，2000年4月苏起将之归纳为“九二共识”。96年总统直接选举，台湾民主化进入“主权在民”的转型阶段，国民党威权统治下龚断中央与地方政府首长选举的优势，已面临以民进党为主的在野党挑战。
2000年陈水扁在大选中击败连战与宋楚瑜，成为民进党第一位“总统”，就职时曾发表“四不一没有”政策演说，并于电视专访时公开宣示“台独说得到，做不到”。但大陆仍以“听其言，观其行”冷处理相应，两会协商功能陷入停摆，陈水扁乃以“一边一国”对抗，邦交国亦告失血。执政期间曾举办军购、入联公投，但结果皆失败。而中正纪念堂的牌匾风波及课纲调整皆被外界认定为“去中国化”的作为。
2008年马英九胜选，致力缓和两岸关系，并在2015年11月与中共主席习近平会面，创立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历史纪录，也为两岸和平发展开启新猷。但由于马英九执政期间政绩不佳、政党内斗，导致同年九合一选举的挫败。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出马角逐大位，靠着马英九执政的不得人心，以及国民党的内耗而取得政权，完成民进党第一次“完全执政”。
五、王道精神在台湾的体现
台湾与大陆文化上同根同源，在这60多年两岸分立分治期间，多数时间始终秉持中华传统文化，崇尚仁义道德的王道之治。当时虽是威权统治，但是主政的蒋氏父子所任用的学者、官僚，仍然具有儒家的传统精神，在教育上也能够延续王道文化的特质，让学生从小就接受“能而不强，不霸而王”的思想，进而以文化的力量感召邻近友邦，如日、韩、越等国，都受到中华文化相当程度的影响，汉学的研究也在其各国方兴未艾。
台湾新儒学代表之一的徐复观，认为“孔孟的真精神追下来，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 又说：“今日真正的儒家，一定要在政治民主的这一点上致力。”台湾新儒学位多年来的政治提出一条大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为民主自由注入新的活力，也对当权者的威权提出批评，善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徐复观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势”之上，缺乏“道德的自觉”，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作为基础才能稳固。这种类似的认知经过课堂、书籍的传播，对于几十年来台湾民主进程的影响虽隠而不显，但却深入公民社会。
除了政治、教育方面，台湾的王道精神甚至也延伸到企业、商场，甚至文学之中。宏碁电脑创办人施振荣自言，从年轻时候就将王道精神融入企业之中，他说：“王道，其实是我创业时就有的基本信念。”他认为，当我们进入王道的世界，会深刻理解到，一个生命真正的存有（Being）是利他主义，重视生态甚于个体、重视平衡甚于均衡、重视长期甚于短期、重视无形甚于有形，王道的途径将为人带来宇宙观点，突破思考盲点，也终究会发现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 ；此外，著名的王品餐饮集团，亦以王道文化作为其企业的文化表征，深受消费者肯定，这就是王道精神在台湾企业的体现。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民主运动受到民粹的制约，蓝绿恶斗，使民主发展演变为“民主内战”，族群冲突重新在街头上演，国会议事的荒腔走板，因国民党的马王内斗、立院程序公义的争议，使“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风起云涌，民进党借力使力，崩坏国民党长久以来一党独大的权力结构，并取而代之，台湾的竞争力却因此一蹶不振，幸而，以基层社区为环节的社会体系，并未因选举的结果而解构，民众的政党支持对象或有不同，但“社区共同体”的目标却能以多数利益为共识，公民社会的组织与公共政策的参与，这种共治、共谋、共享、共评，尊重、包容、分享、欣赏的社区文化，正是中华文化王道精神“以民为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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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道精神是“中国梦”的动力
在中国大地上，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国人度过了五千年的时间，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形塑了可大可久的中华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华文化不但在华人世界生根茁壮，并且扩及到全世界，对整个时代潮流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王道精神的宏扬，更值得世界各国师法学习，因为只有推行王道文化，才能解决当前世界的乱象，才能够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与人文素养，使世界和谐、和平共存。
自从清朝中叶以来，中国遭受欧美列强的侵略欺凌，1937年展开的全面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下，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大的反扑。以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军力而论，没有任何国家看好中国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但是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以3500万军民的生命，无数的身家财产为代价，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抗战的胜利，废除多年来与列强订定的不平等条约，并跻身世界五强之一，使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中国以如此巨大的损失换来惨痛的胜利，却没有对于发起战争的元凶日本展开报复，反而以德报怨，让战后的日本有了新生的机会，这是王道精神的具体展现，也是中华文化恢弘博大之处。
无庸讳言，1949年后，中国大陆成为一党执政、以党领政、领军的大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等多次的政治运动，传统的中华文化迭遭破坏，损失难以估算，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无奈。迄1967年1月台海金门上空爆发最后一次空战后，两岸历经大小不一的战役即不再发生，但两岸军事对峙冷战的型态并未终止。
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南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大步走向改革开放，注重经济发展，整体国力随之上升，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5年9月，全球最强军力排名报告美国居冠，其次是俄罗斯，中国位居第3。中国的强大引起世界各国的侧目，有心者先后散布“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等阴谋，企图抵制中国的进步与强大。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胜70周年大会上强调，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并同时宣布，中国为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将裁军30万人。另方面并规擘“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以连结欧亚大陆，形塑区域经济、文化与生活生态共同体。并一再强调，为了和平，世界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也是以中华文化为底藴的“中国梦”的王道之路。
“永不称霸、永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这就是王道精神的内涵，中国大陆正在历史的轨道上延续中华民族复兴的王道精神与王道文化，只要秉持这种精神，“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决不会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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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民为主”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正道
台湾与大陆分隔60多年，从冷战互斗到和平互动，其中经历不少波折，却也从中学习到许多相处应对之道。不可否认，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历次“总统大选”，中国大陆的因素一直扮演重要的功能性角色；远自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形成另类助选，李登辉在面对多组人马竞争下仍以多数胜出，2000年，朱镕基总理针对台湾出言恫吓，效果却适得其反。此后，北京对台湾大选的策略，即改弦更张。
2005年4月，大陆公布对台针对性十分强烈的“反分裂国家法”，遏制了“法理台独”，而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也在4月26日赴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进行会谈，达成五个愿景的共识 ，而由苏起归纳九二年两岸两会对“一个中国”内涵各自以口头表述的相互尊重与谅解，简称为“九二共识”，于焉成为国共的共识，与国民党对立的民进党乃群起反对。但蔡英文在胜选前后矢言“尊重及理解九二会谈历史事实及两会达成相互谅解及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虽未表述接受“九二共识”，却已意在言外，大陆以“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表达继续“听其言、观其行”的立场与善意，也展现大陆对台政策的自信。
然而，由于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迂回论述，始终未能达到大陆对“一中原则”内涵范畴的㡳线，不仅陆客大幅减少，即连参与lCAO等国际组织也因此受阻，再加上内政问题及重大政策争议不断，昔日在选战中呼群保义的支持者，在执政百日后却成为在街头抗争的群众，九月及十月底的民调亦显示蔡英文及执政团队的支持度、满意度，已较520呈现“雪崩式下跌”。这种以政治意识型态为本位，自甘放弃“九二共识”话语权，却置两岸关系于倒退、冷对抗的作法，实不符合“以民为主”的民主精神与台湾人民的利益，且已受到民意严酷的反噬。
近几年中共对台政策与时俱进，不仅重视国民党高层的互动，在经济上对台湾多方让利，让农渔民“有感”，同时制定在“三中一青”的政策，更深入台湾基层，接触社区民众，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具有独立思考、不受传统约束的台湾“青年”，加强实质利益与结构性的连结，以改变以往让利集中少数特定阶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偏颇。虽然，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作法，被特定媒体以“凡交流、让利即统战”名之，绿营政治人物与名嘴也以此做为渲染“恐中”的文宣基调，再加上“统战”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反共敎育下已被窄化为“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即连今年八月份上海与台北市的“双城论坛”亦被污名化为被“统战”，幸而柯文哲市长以“交朋友、合作双赢”等化解外界的质疑。由此可见，两岸关系的认知与发展，仍有待以同理心、换位思考才能深化，进而达到“心灵契合”。
如前所述，2016年民进党与蔡英文在大选与立委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她对于八年来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九二共识”，至今始终不愿正面承认，这种模糊策略虽让蔡英文在不犯错的情况下赢得大选，却也为两岸关系埋下隐忧。中国大陆为此关闭官方互动协商管道。
而太平岛仲裁案，新当局对仲裁结果虽与大陆采取一致“不接受、没有约束力”的立场，却又避讳宣示南海主权“十一段线”与宣示太平岛主权于1946年即归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错失与大陆重启对话与互信的契机。7月1日雄三飞弹误射事件发生后，蔡英文新当局在第一时间将状况通知美国，却未同时通知直接受到威胁的中国大陆，错失了建立民共互信的契机，但也显现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仍以美、日为中心，这种舍近求远“轻中重美”的思维，其实也凸显民进党欠缺历史观、执政自信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令人遗憾。
两岸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必须多王道的尊重、包容、欣赏与分享，而降低或减少霸道的政治压力，所要加强的，除了是从经济互利、文化融合到政治交流外，也要以同理心换位思考了解台湾人民对参与不涉主权争议的NGO国际组织的需求，乃至重新定义两岸分裂分治的历史与现实，接受不同于一边一国的“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长远来看，中国大陆与台湾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中国大陆必须以更宽阔的胸襟，更大的包容度，对台湾展现泱泱的气度，让台湾人民觉得与中国亲近是安全的、可靠的，是不受威胁的；而台湾对于大陆的崛起，必须更深入、更多元，台湾可以亲近美、日，但最重要的却是维系与中国大陆的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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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道文化历久弥新，“文化台独”难成气候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是王道文化。“王道”也是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塑的一种独有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是一种崇尚和平和谐，以人为本、以天下为目标的文化认同，追求的是能而不强，王而不霸，超越地域、国家限制的精神。
国共内战衍生两岸分裂分治，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以“反攻大陆”做为整肃异己与戒严体制的无限上纲，228事件与白色恐怖，使饱受殖民统治荼毒的台湾人民，再次承受威权统治的“霸道”压迫，反抗意识油然而生，党外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的组党亦应运而出。早期党外及民进党率皆以街头运动起家，“台独党纲”的滥殇亦在于对国民党威权政体的反制。不论是2000年或2016年，民进党二度执政，获取台湾权位，“台独党纲”与其他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规范的决议文或政策、政纲即形同具文，这也是陈水扁在执政时公开宣示“台独是说得到、做不到”，蔡英文也一再宣示将遵守“一中”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增修条文，并“超越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缘由。
无可否认，二度执政的民进党，每因采取与国民党不同的教育政策或课纲，即被质疑为“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或认定为“文化台独”；固然“文化台独”的可能性需予遏止，这些指控、担忧亦有所本，但若“看到黑影就开枪”捕风捉影，过度夸大、渲染反而助长原本不成气候的“文化台独”，甚而殃及无辜、误人误己。另外，蓝营大陆某些人士对蔡英文向台湾原住民道歉并不以为然，甚至指称背后隐藏“去中”或“文化台独”的政治动机，这种“伪命题”的指控，其实有如“台湾就是台独”的无限上纲，并不值一驳。
实质上，“认同台湾”并不等同“认同台独”，支持民进党的选民也并不等同于支持或认同、了解“台独党纲”，何况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已形同历史文件，否则蔡英文又岂能宣誓服膺以“一中”精神为内涵的“中华民国”宪法？而“认同台湾”与“台湾主体”的思维，并不与海纳百川中华文化相斥，何况中华文化早已内化成为台湾人民的价值与生活的方式，纵使日治时期的“皇民化”，中华文化依然保有强大的存续力，源自大陆唐山的移民及民间信仰与宗祀姓氏源流的连结，也从未中断，过去如此，于今犹然。如前文所述，所谓“去中化”其实与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压迫本土文化，以及228事件与白色恐怖有直接的关联，台湾省籍人士参与政治及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者亦屈指可数，直至蒋经国执政时期才开始培养本土人士，晚年时更多次宣示自己是“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并放弃“反攻大陆”的国策积极建设台湾，这是“台湾化”与“台湾主体”的滥殇，与台独不可等同视之。
而在30年前民进党开始以合法政党身份与国民党在体制内进行竞争后，面对国民党挟执政龎大资源的优势，民进党则以凌厉灵活的文宣攻势，结合社会运动街头抗争的模式，对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効能，以群众路线和积极的批判攻势，步步为营，而国民党龎大的党产与执政的失能，每每成为民进党选票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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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华文化是两岸互信的基础
2005年4月“胡连会”后，虽然为两岸和平发展开启新时代，但国共和解与合作的关系，亦被形塑为“国共一体”，与中共没有历史仇恨包袱的民进党，竟因与国民党长期对立、恶斗，转化为“仇中”、“反中”，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共对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亦深怀敌意，二者党际之间几无互信可言，民进党自然成为“国共合体”联手打击的目标。衍伸而言，国民两党的恶斗，乃至“去国民党化”的作为，都被视为民进党的“反中”、“仇中”，被冠上“去中国化”的大帽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国民共三党的政治斗争与“去中国化”文宣操作如何演绎，不可能也不致于将根深蒂固于台湾基层社区、大街小巷，已不着痕迹、自然而然成为台湾人民群己关系、职场文化、生活方式、价值信仰的中华文化，从台湾社会移除，换言之，中华文化底藴所形塑的“台湾主体”，是有机发展的多元结构，与一元的、排他性强烈的“文化台独”既不相容也不能被取代。
因此，吾人以为，将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却融汇殖民时期、东西方文明与近现代思潮的台湾多元文化，窄化为“文化台独”，不仅是言过其实，也是只从蓝绿两极恶斗狭獈观点，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不了解台湾、欠缺同理心的偏见。
而已“三十而立”的民进党，背负台湾多数选民的期待，更应展现一个成熟政党的器识与执政自信，勇于走出“国共合体”与“凡两岸交流必为统战”的迷思，打破因反国民党而恐中、反中的情结，重新认识崛起的中国大陆，立足台湾，不忘初心，以民为主。
此外，笔者以为，由蔡英文应依惯例自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以此做为与大陆建立中华文化共识与互信的基础，并善用台湾既有的中华文化底藴与资源，如大陆学者钟厚涛所言，与中国大陆建构全方位文化交流的模式，从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认识，做为化解两岸歧见的动力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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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两岸关系应尊重、包容、欣赏、分享，以和为贵
平心而论，台湾民主体制下，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党轮替”，以及“做不好就下台”已成为必然的常态。以宏观的角度来看，民主、自由、人权也是普世价值，然而，民主也不能面面俱到，讨好每个人或照顾每个民众的利益，因此，民主制度的代议政治又是最欠缺効率的“必要之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无法完全移植到亚洲国家，新加坡的“英明专制”式的民主，有其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考量，但其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与教育，则是王道多于霸道，社会秩序与国民素养亦民主与法治并行的恩威并济，而不偏于一方。
就中国大陆而言，以党领政下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显然与新加坡、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和而不同”之处，所异者在于宪政体制与政治的稳定以及选举方式、选举层级。所同者在于儒家思想王道精神皆“以民为本”，例言之，习近平在十八大特别强调社会治理将以“脱贫”及建立小康社会为国家建设的目标，与台湾过去的社会发展、社区营造的轨迹相类同，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哩，而“脱贫”与“小康社会”的社会建设与社区营造，不同于数大为美大兴土木的大建设，其实正是民本、人本精神的具体呈现，又如“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规擘，譲欧亚与国共谋共荣互利，不仅是“中国梦”的实践，也是中华文化王道精神的体现。
就两岸关系而言，“九二共识”之有无，为民、共之间建立互信的指标殆无疑义，但是否将民、共矛盾或冷对抗的负面效应殃及台湾人民，却值得重新省思。吾人以为，要让台湾人民心悦诚服的体认、了解“九二共识”核心意涵的意义和价值，两岸未来就应多着力于基层社区的交流、交情与交心。换言之，两岸关系不能只在政治上“高来高去”的放话或言语交锋，台海和平红利更不能再集中于特定政党与财团，唯有建立“以民为主”的社区、社会基层的互信，才能架构诸如“九二共识”的政治互信，也才能真正落实心灵契合的“两岸一家亲”。
具体而言，从社区交流到传统文化乃至教育、文学、文创产业的“文化经济”，都是两岸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的活水与不可或缺的元素。
不可否认，台商在大陆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却曽扮演重要角色，但曾几何时大陆的经济已蓬勃发展，今非昔比。无论民进党或蔡英文喜不喜欢中国大陆，也无法对大陆综合国力的崛起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视而不见，更无法否认台湾的经贸与大陆及港澳的依赖比率已高达30％ ，近十年来每年从大陆经贸的逆差平均更高达三百五十亿美元 ，以对外贸易为主轴的台湾未未发展，自无法与大陆切割，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国梦”也不能缺少台湾经验的元素。
诚如习近平在“习洪会”中所言，两岸是生命共同体，两岸关系越是复杂严峻，愈是要为民谋利，未来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由此可知，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不仅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未来不可违逆的大江大潮，而无论台湾的政党轮替如何，中华文化的交流都是两岸关系不可断裂的脐带，两岸和平发展更应相向而行，以经贸为先导，文化为平台，继续深化交流，虽有地域与城乡之别，却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包容，也欣赏彼此，共创双赢、共同分享中华文化之美与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经济果实，使两岸“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携手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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