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唯项目评价试验任务好坏的标准，做好风险压力测试。
自贸试验区肩负着为国家新一轮扩大开放进行风险和压力测试的任务。一方面，项目多未必一定好。一项试验任务，如果落地项目非常多，并不意味着一定好。比如，在文化领域，放开演出经纪等外资准入限制，如果大量外资机构、外资文化涌入，表面是一片欣欣向荣，但可能对国内文化产业、国内文化产生冲击。另一方面，项目少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好。比如，放开某项外资准入限制，没有外资项目落地，这可能是因为放开的还不够，尽管放开了某一环节，但还有其他环节限制，外资项目仍然无法落地。
因此，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不能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一个试验任务好坏的标准，避免唯项目论，要重视项目，但不能迷信项目。一是处理好改革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为新一轮扩大开放做好风险压力测试，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二是正确处理没项目落地的试验任务。对于没有项目落地的试验任务，不能简单说不好，而是要从为开放试风险、测压力的角度，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或扩大开放试点范围，进一步进行风险和压力测试。三是用好项目。把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作为落实试验任务的重要载体。比如，依托大项目，在大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把遇到的所有制度型障碍逐一攻破，逐一解决，并形成普适性制度创新成果。
转变简单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做法，系统设计政策制度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各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都是各个国家，在各个阶段，结合各自发展诉求，量身定制的、适合自身特点和开放发展诉求的开放平台，其政策制度体系具有高度自主性、系统性等特点。一是高度自主性。以杜拜为例，很多人在研究国际知名自由贸易园区政策时，往往把所得税水平作为重要指标，但实际深入调研后会发现，尽管杜拜自由贸易园区的所得税为零，但企业经营相关费用水平达10%以上，单纯看税率并没有实质意义。杜拜自贸园区最大的特点是其政策和制度设计的高度自主性。例如，废除保人制度。外商在阿联酋当地投资，必须要找一个当地保人，保人可以一分钱都不出，但具有签字控股权，在这种保人制度下很难吸引外资落户，为解决这个问题，杜拜在自由贸易园区内首先废除了保人制度，外资可以100%控股。再比如，针对伊斯兰法律体系上的问题，直接采取了英国法律模式。二是高度系统性。比如，香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备受推崇，税率也非常低，而且采取“以支定收”的财政制度，每年还有相应的税率下调空间。但之所以能支撑其小政府、大市场和简税制、低税率的原因是其存在大量的法定机构。根据香港民政事务局不完全统计，香港共有242个法定机构。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场”与大量法定机构分不开，法定机构承担了大量政府职能，但经费来源多元化、财政资金非常少，工作机制灵活。因此，香港的法定机构、低税率、小政府和大市场等政策和制度是相互支撑的，是系统性的政策制度体系。
因此，在自贸试验区政策制度设计和落实过程中，要转变简单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做法，系统设计政策制度体系。一是认清国际先进自由贸易园区政策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它们的本质特征，不是范围，不是名称，不是一条条的具体措施，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主要看这套政策和制度体系是否满足了一国特定阶段的特定发展诉求。因此，不能简单对标一条条的具体政策和制度，片面追求某项措施或每项措施都达到全球最高水平。例如，当前，国内也有很多地方在学习香港经验，设立法定机构，中国法定机构的设立，也要考虑与财政、税收等政策相匹配、与机构改革统筹推进才行，否则，只学表面，盲目成立大量法定机构，不但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反而会带来机构臃肿等新问题。二是进行系统性政策制度体系设计。虽然自贸试验区强调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但要深度剖析国际先进自由贸易园区政策和制度设计的背景和原因，从全局性、整体性上进行把握，要追求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整体适应性和有效性，系统性设计政策制度体系。
转变传统的开放发展思路，实施产业定制化的高质量发展策略。
产业是政策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是政策制度效果的直接体现。随着制度型开放的不断深入，定制化的产业开放策略是各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切入点。通过聚焦制约不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查找短板，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集聚高端生产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因此，需要转变传统的开放发展思路，聚焦重点产业，把握不同产业开放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开放新策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精准性施策。根据不同产业的难点堵点，查找问题，弥补短板，精准定位产业发展诉求，真正把解决产业发展诉求放在突出位置。二是差异化施策。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按照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聚焦人才、数据信息等高端要素，加快构建有助于高端要素、高端产业集聚的产业发展新生态。三是前瞻性施策。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产业链主、产业生态等都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需要实施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前瞻性产业开放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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