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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兆佳任教、从政多年，图为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办公室（中评社 黄蔚摄） |
另一方面，刘兆佳认为，重视法治且偏保守的港人默许或容忍违法行为长达79日，令中央政府惊愕，因此中央政府也要思考港人何以搁置法治。他分析道，“占中”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内部对政治、贫富差距、发展机会不足、人大常委决定、特区政府以及特首的种种不满，正因如此，港人即使未必在乎占领者对民主的诉求，也会藉此运动发泄各种不满，不惜以法治和国际形象为代价，这反映了民怨已经相当严重，中央与特区政府要重视解决之法，否则民怨累积，将对特区管治和中央对港政策带来长远影响。
刘兆佳指出，香港过去有人基于三点考虑，认为中央会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做出让步，其一，自觉本港极为重要，任何来自香港的动荡不安都能让中央退让，其二，过分强调了其在两岸统一之中的重要性，认为中央会担忧香港不满情绪强化，会失去对台湾的示范作用，其三，认为中央政府会在大型群众运动之中让步，比如2003年大游行，2010年政改，2012年国教事件，反对派阵营均能实现诉求，尤其是国教事件鼓励了“占中”三子与学生，以为可以“依样画葫芦”，不过，中央政府在政改与“占中”事件的处理上态度相当明确，扭转了香港过去对中央的看法。
刘兆佳分析道，中央此次不让步，因其相信香港的保守心态迟早抬头，约束占领行动，有虑于此，中央政府一方面不退步，另一方面也不会采取激烈行动对付占领，而是耐心等待民情转变作出反制。
刘兆佳据此指出，反对派将来勿再抱着让中央政府在政治压力之下低头的心理，而其激进行动非但得不到中央回应，反而会招来更强硬的反应，在此过程当中也不得民心，反对派要思考是否仍以抗争到底为主来与中央相处，还要思考是否能在“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之内，承认中央的权力与职能，在此大前提之下寻求与中央增加互信，作为日后争取民主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