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明报》换总编辑，大概是老板对总编辑不满意，笔者未作调查，不敢断定，无从稽考，只是猜的，才用“大概”的说法。不管基于任何原因，《明报》不是国家的企业，只是一家私营媒体，老板换总编辑，没有咨询员工的程序，也不必听取专栏作家意见，更不要外人拿主意。但立法会有人却要暗示是中央在干预，内地的报纸何止千百家，《明报》算老几？但立法会也要捕风捉影，引来北京《环球时报》的讽刺，实在是自寻其辱。
换老总要咨询员工违常理
在香港，有人却说《明报》老板换总编辑，员工可以反对。理由是媒体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是特殊的行当，不能不这样做。照此推论，香港的报纸、电台、电视也都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在这些媒体中，老板最小，员工最大，但两者还不如总编辑大，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老板要办报纸，但自己事多，当然要请总编辑，自然就让要总编辑做主，这是管理学的常识。否则事事请示，请来干嘛？但老板办报纸，不是办慈善机构，老板是要赚钱的，如果总编辑办的事影响老板赚钱，老板难道不能出声。即使老板办慈善，但总编辑搞砸了慈善的声誉，难道还要老板当哑巴。像以前的《明报》，查良镛先生自己是老板，但自己还写社评，还直接管理报社的事儿，才能有绝对的自主权。
但香港却很奇怪，要总编辑有绝对自主权，老板不能做主。老板要做主，有的员工、有的专栏作家就要抗议，要挂横幅，要开天窗。要老板出钱，要员工做主，违反常理，违反法理。如果是这样，谁还要办《明报》。假如查良镛先生知道了，他可能要万幸一下，他早卖了。
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情况下，笔者倒有一个主意，让反对派的议员们大家集资，把《明报》买下来，如果钱不够，还可以申请银行贷款，院门前面都冠以“尊敬的”的衔头，借钱恐怕不难。这样反对派的议员都可以当老板了，一方面可以过当老板的瘾，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员工和总编辑做主了，一举两得。
立会不能随反对派议员癫
从媒体报道所见，总编辑也接受老板的安排，但偏偏反对派议员要打抱不平，以为自己是正义女神、公正男神之类。他们还站成一排，站在立法会外，各人两手抓住有天窗，还有别的什么的《明报》，照相留影。本来照相要以良辰美景示人，但个个却凶神恶煞，丢人现眼。可惜旁边没有市民凑热闹，也没有外国媒体采访，真是煞风景。但立法会还要陪着发癫，有人还要明示、暗示中央搞小动作，也不看一看有没有人相信。在无聊可恶之外，立法会沦落如此，实在可悲。
立法会真的到了要检讨的时候了。否则，《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新闻自由变成自由的滥用，《基本法》授权的立法机关成为扮演闹剧的剧场，香港可真的是玩完了。
（来源：大公报 作者：宋小庄，为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