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提到经济降速，或许有人会产生不好的联想，认为这是国家衰退的表现。但其实“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要经历的必然阶段。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生导师张占斌教授在《经济体制改革》杂志撰文指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转入到中高速或低速增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德国等一批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经济起飞到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普遍地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在这个阶段，这些经济体开始由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阶段，再过渡到中速或低速增长阶段，回落的幅度平均在30%－40%之间。经济增长将由高速增长转入到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张占斌亦指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7%左右的增长速度相对其他大国经济来讲仍然是高速，且在这样的增速下实际增量依然十分可观。比如2013年一年我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综合起来看，我们可用“中高速增长阶段”来概括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同济大学教授石建勋在《光明日报》撰文表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30多年快速发展旧常态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度匮乏，百姓温饱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摆脱贫穷，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加快发展是当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 20 年前的全年经济总量。由于体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明显增大，同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成倍增加。除此之外，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产能严重过剩；全球总需求不振，外贸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趋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各类隐性风险随经济增速下调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等。
石建勋称，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再加上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的倒逼力量，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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