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认为，国际制度大多以主权国家作为基础行为体，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对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照，因而失去了在它们那里的合法性基础；此外，已有的大多数国际制度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缺乏主权国家那样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国际制度的实施并不存在一个最高的公共权力机构，如果各国对践踏国际制度条文的行为置若罔闻，国际制度将寿终正寝。
在上述两人的解析之外，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学讲师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还从另一个视角看全球治理失衡的原因——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正因为新的全球治理角色尚未出现，“破”局之后平衡的新局尚未产生，冲突才接连不断地出现。
那么，应该如何更好应对全球失序的问题呢？
帕多建议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并称美中两国形成共同立场是它们携手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完美起点。只要这两个国家达成共识，显然就有可能让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加入它们的行列。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述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自身实力、地位的显着提升及国家利益的极大拓展……我们与时俱进地认知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此外，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卢静在一篇论述文章中表示，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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