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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以价值理念协同、区域规范建构和海洋安全保障为重心。 |
中评社╱题：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内涵与政策特征 作者：王星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近来，“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作为一种新的地缘战略构想和区域安全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美、日等国的政要演说和官方文件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演变，将逐步发展成为具备以同盟准同盟关系为平台，侧重价值理念协同、区域规范构建和海洋安全保障为重心的日本对外战略构想。
一、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
日本印太战略经历了起源、发展与成型的过程。
日本印太战略最早的雏形产生于安倍晋三的第一届内阁时期。2006年11月安倍第一届内阁时期的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宽的日本外交地平面”的专题演讲，旨在为把民主植根于呈带状分布在欧亚大陆周边国家并实现地区稳定，日本要通过多层面地进行援助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来强化与欧美、北约的合作关系。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两大洋的交融”的演讲，认为印度是日本“多重战略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明确表示：“太平洋和印度洋如今作为自由之海、繁荣之海，带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结合。突破传统地理界限的‘大亚洲’正逐渐显现出清晰的形态。⋯⋯日本与印度携起手来，‘大亚洲’或许就会发展成一个囊括美国和澳洲，甚至覆盖整个太平洋的巨大网络。”日印在确保运送中东石油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等问题方面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逐步强化外交、安全合作。日本在与澳大利亚等国加强外交安保对话方面也逐步加强，日澳于2007年发表了《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并推动日澳“2+2机制”的逐步确立。安倍试图推进“民主国家联盟”和日美澳印四国合作因其执政结束而搁浅。
发展阶段大体是从2012年底到2016年这段时间。自第二届内阁时期开始，安倍连续发表了关于印太战略构想的文章。2012年第二届内阁成立之初，安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英文网站上发表题为“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的文章，主张建构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等亚洲国家合作的钻石联盟，用以维护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的战略构想，认为“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航海自由离不开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构建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钻石同盟”；2013年安倍访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印太”这一术语，强调日本应该联合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海洋民主国家，共同维护作为公共产品的海洋，日本将在广大的印太区域内扮演重要的角色。2016年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6）中，安倍提出的旨在形成“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新外交战略构想，认为：日本有责任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相交之处塑造成一个不受强力和压迫影响，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区域，并让这里变得繁荣。
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成型的标志是日本外务省出版的2017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明确使用了“印太战略”。在2017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中，认为日本外交应该“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在以‘印太战略’为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具有战略性的有效的国际合作”。这标志着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正式成型。日本开始在具体外交活动多层次推进印太战略合作。首先，强化日美澳印四国的印太战略构想。2017年8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向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提出日美澳印四国首脑战略对话，并积极宣导四国首先应从局长级对话开始，关注经贸和安全领域合作，将对话级别从事务级逐步向部长级、首脑级提升，而对话的主要内容涉及推进自由贸易、在印太区域进行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日美澳印四国安保防卫合作以维护航行自由。2017 年11 月12 日，日本在印尼主持召开了日美澳印事务级的四方对话机制，涉及亚洲规则秩序、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保障、强化资讯联通等七个议题，目的是就建设“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太区域”开展各项合作。
日本印太战略出台是日本主动调整自身对外战略的范围和重心,是反映安倍内阁应对全球格局和地缘政治变化，极大限度地调动、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建构并维系自身利益的重要举措。但是这一战略构想形成的过程依然反映出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基本规律：基于价值理念与同盟体系，积极寻求自身核心利益区域的机制构建和利益关切。
二、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内涵变化
日本印太战略产生与成型都是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强化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日本对外战略构想的重要选项。印太战略形成过程中相关于中国的主要政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政策核心是将中国纳入印太构想中，依靠规矩规则来规制中国的行为。依照日本智库“日本国际论坛”的报告书所说，为了确保印度太平洋海域国际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安全，日本政府应该建构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涵盖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在内的“海洋国家联盟”，并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以共同维护海洋安全。2012年日本另一智库日本国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中也认为日本应该与美国合作，致力于将中国纳入民主国家法律支配的体系内，同时尽量阻止中国与印度在军事上的合作，避免中国有机会在印度太平洋区域采取建立海港军事基地的相关措施。
第二阶段的政策重点着眼于针对“一带一路”构想的竞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相继发布了以《印太时代的日本外交》为题的政策谘询报告，向日本政府提议：日本超越双边外交空间强化印太区域的国际秩序，强化与美印澳等国关系的基础上，以具有摇摆性的东盟国家等为重点加强经济合作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领域已应对AIIB为中心开展尝试性合作，并将日本ODA更多运用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不同阶段重心变化的原因表面上是应对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内在原因是对中国重塑在亚太地区或者亚洲的区域规范以及地区体系方面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对于自身的安全关切。
由此，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提出是以全面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完成战略对接为基础，依托日美同盟框架，全力构筑稳固战略三角关系，促美协同为核心的。日本印太战略构想形成过程中的主要举措是拉印、趋澳和促美。2015年12月安倍访问印度，两国发表了题为《日印展望2025，特殊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的宣言，在首脑级别声明中首次使用“印太”概念。2017年9月安倍再次访印，日印两国扩展了战略和防务合作，在印度的“东进政策”和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间寻求更多合作。日本加大了与澳大利亚的安保磋商力度和层级，与澳大利亚在准同盟体系框架内强化2+2机制。基于共同目标及利益驱动，“钻石同盟”的日美澳印四国以三方进行战略对话与合作的形式和机制来制衡中国在西太地区的影响力，基本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日澳三国外长战略对话TSD机制、美日印三国外长会谈机制，旨在推动以多个战略三角关系为基础的印太区域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逐步发展为日美澳印的准同盟联合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1月东亚行中回应了日本提出的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构想，并提议美印日澳四国高官进行磋商。
三、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政策特征
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政策特征之一是：对华政策中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利益的双重制衡。安全保障层面，日本在强化自身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持续推动钻石同盟的发展，以联合印太地区各民主国家，合力维持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自由等所谓国际秩序，来牵制中国在东海、南海及至印度洋、太平洋的活动。同时一定程度上将日本ODA适用于一些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和舰船租售领域中；经济利益制衡层面：日本印太战略构想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体系，先后提出“环孟加拉湾工业增长带”、“亚非增长走廊”到“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构想，包括开发新的经济与交通走廊，覆盖从太平洋、经印度洋到非洲的广阔区域，通过订立自由贸易协定来牵制“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不仅加强ODA作用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同时开始日美印三国事务级谈判，讨论建设共同参与第三国基础设施开发的机制和方法，以政府下属的金融机构出资的形式进行分工合作。
日本印太战略构想政策的另一特征是：地缘政治层面对于中美两国两面下注和区域合作规则层面的持续两面下注。中美两国在日本所处地缘政治的地位不言自明，基于日本自身的战略地位下降和战略焦虑上升的原因，安保方面傍美拒中，希望通过随美政策和对美忍耐，提升自身对华政策的影响力；经济合作方面藉华谋利，基于经济发展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对华政策相对灵活，“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强协调进行第三方合作的政策；在区域合作规则方面，拉美入伙提升制定游戏规则的影响力，日本一方面将TPP发展为CPTPP，另一方面不忘极力说服美国从新考虑加入并藉此拉美以保持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影响力；融华合作强化参与保持对区域经济合作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在中日韩FTA、亚太自贸区、RECP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进程中无法排除中国的存在，合作的过程中藉提升规则来突出自身存在价值。
对于日本印太战略值得持续关注，同时做好如下三个方面的应对：其一，就是区别对待日本印太战略构想中的四个主要成员，加强不同层面的双边合作。通过稳定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强化中澳关系和提升中印关系来实现。作为印太战略的积极推进角色的日本也同时是化解这一战略的突破口。日本政府内部客观存在着一定的政策不协调和目的投机性的问题。如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层面的政策主要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而外务省主要是印太战略构想方面的主要推动力，可以通过提升中日双边的经济高层对话加强经贸合作在推进中日关系持续缓和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化解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压力；其二，主动尝试多边安全对话，构建多边合作体系，缓冲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影响，然后积极寻求多边的利益共同点，推进多边高层战略对话。比如说中印俄、中日韩等高层战略对话，主动加快这些中日韩FTA、RCEP或者亚太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其三，以地区重要的支点国家为抓手，在次区域框架内化解日本印太战略构想产生的压力。作为重要的地区支点国家，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尼等等国家，要强化与这些国家包括经济合作和安全交流方面的协商对话，然后形成多边共识，逐步建立次区域利益共同体，强化利益关切度。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7月号，总第24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