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啻如此，中国拥有13多亿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潜力巨大。内需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消费作为内需的“顶梁柱”，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爆发的巨大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中国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虽然在产业技术整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作为制造业大国的这一优势，抗风险能力强，不是哪个国家当前所能全面具备的。这也是中国经济韧性足的重要体现。
当然，面对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我们必须充分准备好“弹药”，多策并举促稳求进。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相机预调微调与定向调控相结合，既扩内需也调结构。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除了保持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在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的基础上，还应考虑更大规模减税、更加明显降费措施，并使企业、居民真正有感。另一方面，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利用好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杠杆水平稳定。
值得指出的是，应对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最根本的是要靠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依靠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而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迈过去的“坎儿”，为我们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推动力。易纲行长在发言及答问提到的诸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等政策设想，无一不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用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用扩大开放引入经济发展的“活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强身健体，夯实发展后劲，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应对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经济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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