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困境突出台民意要求彻底改弦更张
仇开明指出，多年来台湾经济没有变化，才积聚起要求变化的巨大力量。台湾民众艰难地接受了“又老又穷”的现实认知，是相当不情愿的，集体理性背后是深沉的焦虑和无奈，核心是对“政府失能”、“治理失效”的强烈体认。要求“台湾要前进”，不能再蹉跎岁月，内耗空转，要赶快行动起来，关注民生，解决问题，彻底摆脱治理困境。
仇开明说，台湾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资源的筹措、共识的形成、决策的执行多个环节。具体表现在：资源筹措环节，台湾连续减税，至税收占GDP之比只达12%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之中近排末位，而且大部分预算用于福利支出，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公共资源投入方面受到严重约束；在共识形成方面，执政党从价值、主义和政党利益出发，用公共资源、如近7000亿台币的“前瞻计划”来进行政策绑桩，公共政策决策过程被利益集团绑架，使有限的资源在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利益方面的分配协调一直难以很好的兼顾，政党和集团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在决策的执行方面，由于本身政策基础的局限，权威性不足，少数群体的抗争，都使预定的投资产生效益期大大拉长，成果打折。从而形成了治理低效的链条。
仇开明认为，台湾民意反映的应对治理困境的处方是：厌弃意识形态，期待发展优先；厌弃政治内耗，期待凝聚共识；厌弃两岸对立，期待互补共赢。这是台湾各方政治力量需要很好地思考和回应的。是对现在的执政党、也是对新晋的地方执政力量的要求，更是对台湾整个精英阶层和治理集团提出的必答题。这个要求包括：重塑政治生态，改进政治文化，提高决策效率，弥补发展缺失，迅速扭转台湾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边缘化困境，重拾骄傲和自豪感。核心是“从台独的务虚主义重回繁荣台湾的经济主义”。当前要务，就是期待能与大陆交往，壮大台湾经济。
大陆崛起“镜面效应”增加台民众参与伟大复兴期待
仇开明认为，政治治理就是以最经济的管理成本，科学组织社会资源，合理安排发展与分配，取得有效的发展和管治绩效。世界是高度竞争的世界，每个政治经济体的反应和行动能力，就是通过其治理绩效体现为综合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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