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月3日电／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千年古都西安。在会场，我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每次来到西安，我都会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西安之旅。1984年4月，还在读大学的我到西安公路学院做了一个月的发动机实验。这趟独自旅程，是我人生中重要的经历之一，使我对西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来到西安，而我们招商银行西安分行在招行体系里也是最为优秀的分行之一。
我今天讲的大概有三方面内容。
01
调结构与保增长的双重变奏
首先是调结构与保增长的问题。一百年前，发生了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回顾中国思想史的变化，进而追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会有很深的启发。如今大家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时候，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在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双重变奏”：一是启蒙，一是救亡。
什么是启蒙？启蒙是指“五四运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科学，尊重个人的意志和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革新。启蒙源于西方，核心元素包括科学理性、独立思考、个人主义等等，启蒙破除了中国人过去对皇权的崇拜。什么是救亡？“五四运动”的另一主题是反帝、救亡。这直观体现在“五四运动”当天，北京的大学生冲上街头，反对当时的外交失败。
从思想史的变迁看，双重变奏如同音乐的两个主旋律在不断的反覆、冲突、变化、变异。百年的真实历史是，救亡的主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制了启蒙的主题。启蒙与救亡，最不相容的地方在于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根本矛盾。启蒙讲的是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是科学与理性；在救亡的旗帜下个人意志毫无意义，救亡是铁血精神，是集体力量，是高于一切的战斗激情。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五四以来这种双重变奏的深邃回响。过去的四十年，市场化改革无疑是深刻的启蒙，政府的作用类似救亡；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常压制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主题，延续百年的双重变奏。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双重变奏。调结构是启蒙；保增长是救亡。在经济下行以及内外部矛盾压力叠加之下，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便需要做出权衡。
关于保增长，一个共识是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毫无疑问正处于下行通道。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处于停滞，另一方面是劳动人口的收缩。四十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人们获得了基本的选择自由，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社会流动，劳动人口实现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进而提升了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遗憾的是，有证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改善面临瓶颈，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就可以解决的。至于劳动人口的收缩，更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承认潜在增速下行，保增长就可能徒劳无功、勉为其难。重要的是，过于强调GDP的增长速度会恶化我们的结构性指标。第一，尽管当前我国的“新动能”处于快速增长当中，但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仍然很小，短期内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若有很强的增长诉求的话，我们依然要借助传统部门。依靠传统部门的投资来发力保增长，很有可能恶化业已出现的产能过剩，使得供给侧改革的成果付之流水。从规模以上工业数据看，仅采掘、冶金和石化等重化工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就接近一半（48%）。短期内保增长只能以大放水、基建投资、地产投资为抓手，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走“回头路”。第二，过高的增长诉求，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政府要实现增长目标，必将压力施加于国有企业身上，这一方面为国企部门埋下隐患，另一方面挤出民营企业。一年来，中央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是积极的，然而民营企业信贷需求依然在萎缩。过于强调经济增长目标，在各级政府的压力下，国有企业必须站出来，民营企业自然退下去，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出现恶化的倾向。第三，过于追求增长速度，可能导致宏观杠杆率的恶化。从杠杆率看，现在比较困扰的问题是如何把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纳入到全球比较框架中。国外私人部门的杠杆率是私人部门的杠杆率，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而中国有独特的、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若将这部分纳入公共债务的框架，那完全是另一幅图景。2019年在保增长的要求下，特别是专项债前置发放的情况下，稳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宏观杠杆率又出现了跳升。可见，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矛盾。过于追求速度的旋律，就会压制调结构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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