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先行先试。这既包括深圳作为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所具有的创新需求，同样也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在顺应中国大的发展需求前提下，在特定领域进行先行先试，为全局性的改革提供经验。例如，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和居民进行对外投资是必然的趋势，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称的地位。但是，要在全局范围内贸然推动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运行带来压力，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承担先行先试的职责，在大湾区范围内探索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多种路径。随着大湾区金融机构融合与市场融合取得越来越多突破，建立与跨境金融创新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成为重要的任务。2020年也有条件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监管沙盒”等机制创新、“单一通行证”的探索尝试，为大湾区金融创新、互通互联持续深化的重要基础。
未来开放的路径与特点
文章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兼具良好的区位、要素条件与政策因素，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最受关注的区域。根据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40%的受访者关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先行区，未来金融开放将可能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机构和业务开放分层有序推进。推动金融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是大湾区金融开放的应有之义。当前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的开放水平不一，业务经营范围受到不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跨境展业的能力与意愿，大湾区居民与企业旺盛的跨境金融需求未能充分满足。未来，促进金融要素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由流动，仍是大湾区金融开放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借鉴“单一通行证”等制度，“一揽子”解决促进机构和业务准入问题，同步探索“理财通”等跨境资金流通渠道创新，是促进金融开放的重要手段。
第二，以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促进产业金融和金融科技创新为导向。当前全球三大湾区的共同特点是以“金融+”形式促进经济发展，例如纽约湾区是典型的“金融+高端服务业”、旧金山湾区是典型的“金融+科技创新”、东京湾区是典型的“金融+高端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梯度性非常强，在粤港澳大湾区能找到这三种金融支持形态。金融开放和完善跨境投融资体系，应有利于将各类资金引入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推动大湾区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
第三，加快推进重要平台建设。金融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需要逐步协调和解决。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创新为基础，推动跨境贸易、票据交易、特色期货交易场所等平台建设，以及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支付结算等体系，为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提供支撑，将是推动金融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例如，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批覆同意广东自贸区复制FT账户，跨境结算账户管理方面获得新突破。
第四，加强自贸区的创新和开放。自贸区是金融开放创新的重要实验场所，可率先试点大湾区内的金融创新制度，通过“监管沙盒”等机制防控创新风险。截至2018年底，广东自贸区引进港澳创新性的金融、类金融机构达到3600多家，粤港电子支票结算等多项创新业务在全省复制推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开放和金融融合方面已取得许多突破。《纲要》是指导性文件，提出了许多金融开放的导向性举措，未来大湾区的制度性开放都将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展，可预见的是，创新步伐将会越来越大、创新措施也会越来越多。在促进金融开放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建立与金融开放相匹配的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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