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都是“否”。此外，陈诚还注意到了“户籍制度”无法建立所带来的危害：“果然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不过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没有户籍制度，国民政府的“征兵”，实际上形同蒙眼的瞎子只能乱“抓”，该多征的地方往往少征，该少征的地方又往往多征。
总结起来，陈诚一共谈了三大原因。第一，民众并不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政府缺乏好感。第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量壮丁乃是不识字的农民，并不具备“民族意识”。第三，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可靠的“户籍制度”。
除这三点之外，还有两点，陈诚虽未提及，却同样至关重要：
第四，农民的“经济理性”。按常理而言，战争时期，士兵的饮食标准应该优先保障，前方士兵至少应该吃得比后方民众好一些。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军一个底层二等兵年收入，曾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脆弱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遂逐步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如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所以，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第五，交通不便，必须依赖徒步跋涉，让民众望而却步。蒋梦麟曾感慨：“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可惜的是，蒋梦麟所提到的用美军飞机输送壮丁的办法，被付诸实施，已是抗战后期，且飞机有限，机场也有限，并不足以推广至全国。所以，蒋梦麟仍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不过该项估计缺乏统计资料佐证，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抗战八年，被抓壮丁未上战场者，至少有350余万人死亡，240余万人失踪逃亡，340余万人伤残。所以，陈诚晚年感慨，国民党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迅速丢失了大陆，“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军差上逼反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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