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中、日同属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是第二、三大经济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基于经济全球化与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中日双方需要经济合作，并推动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在面对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中日既有需要合作并推进合作，同时也存在利益竞争，均希望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经济合作安排。东亚10+3合作机制取得进展，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RCPE等却久拖不决，影响东亚经济整合。日本主导美国退出TPP后组建CPTPP，并在短期内实现，同时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PA）于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均有牵制中国推进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意味。
在湄公河开发合作与图门江合作开发等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中日虽有合作意愿，但受复杂政治因素与多方利益因素影响进展不大。特别是中日在湄公河地区合作上竞争态势明显。中国是湄公河流域上游国家，早在1992年就参与了由亚开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2014年，中国提出了全方位、多角度打造大湄公合次区域合作升级版的倡议；2015年，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日本对湄公河地区合作则更积极，针对性更强，与中国对抗味甚浓。1991年，日本在政府开发援助（OAD）中专设“湄公河次区域开发”项目。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10国举行首次特别首脑会议，承诺将在此后三年内为湄公河五国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援助15亿美元；2007年，日本公布《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画》，提出三个目标、三大新支柱和三项新举措的新合作政策；2008年，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次外长会议在东京举行，确立了“信任、发展、稳定”为核心的合作基调；2009年，“日湄峰会”在东京召开，从此走向了机制化合作轨道。2018年10月，第十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在东京举行，并发表《东京战略2018》，提出要将“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可行性、注重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受益国财政健全性”等作为国际标准，推进高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日本要求下写入各国共同推动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明确了基于法治维持和促进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内容⑩。这些用词概念与做法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也是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牵制中国的典型案例。
四、对中日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判断
（一）学界对中日关系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的三种不同判断与认识
当前中日关系是一种什么状态？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学界认识与看法并不一致，存在明显差异。
一是乐观主义者。对当前中日关系缓和与改善给予高度肯定，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乐观期待。张晓磊、吴怀中等学者是乐观派，他们撰文认为，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积极向好”，有“更多乐观的正面期待”，“再次回到最低谷状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⑪。
二是悲观主义者。对当前中日关系改善持谨慎态度，对未来发展前景持保留态度。有学者认为中日关系走不出“螺旋式沉降的历史怪圈”，即当前表面改善，但实质对抗性不变。黄大惠教授在2018年12月23日接受香港中评社访问时表示，日本与美国有同盟关系，使得日本在与中国合作时会受到美国因素牵制，而且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仅在10%左右，显示日本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相当脆弱，对中日关系改善不要抱有太高期待⑫。北京大学染云祥教授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确实有可能在数量和规模上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但是在品质与性质上却很难提升至更高水平”⑬。
三是不确定派。认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还处于表层，并未真正改变“政经分离”战略，只是处于日本战略调整的需要，而不是中国战略需求的调整，难以就日本对华政策前景做出明确预期⑭。
那么，如何客观与准确观察判断当前中日关系与未来发展前景？确实有相当的难度，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甚多。如日本首相的国际观与中国观等执政路线、中日结构性矛盾与历史敏感议题、周边与国际关系形势变化等，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并不易准确判断。不过，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都是变化的，就表明中日关系一直是动态变化的，不可能直线式地发展，一定是起伏波动的。当然，在敌友之间则有不同的层次，还有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的区别，还有真朋友与假朋友的区分。
（二）中日能否建立战略互信与战略共识
中日之间能否达成战略共识？有学者认为中日之间“已达成较全面的战略共识”。不过，依目前复杂的中美关系、国际形势与美日战略同盟关系等因素观察，我们可能还无法得出这样乐观的结论。
在某些领域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方面，中日可以实现战略共识，但在最重要的涉及到国家主权、发展安全与国家利益等方面则不易实现战略共识。首先，中日在日本侵华历史立场、钓鱼岛争议、东海划界与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或障碍，很难达成战略共识。其次，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中国的谨慎态度存在冲突。中日在日本寻求正常化国家、联合国改革及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缺乏政治互信，存在巨大差异，影响与制约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变。日本对侵华战争缺乏正确认识与真诚道谦，针对中国的美日安全同盟、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及强军战略等，无法获得中国信任，中国当然不会轻意改变联合国现行体制，不会轻意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则后果相当严重。同时，中国人民对日本不信任的强大压力，中国政府也难以做出重大政治让步。反过来，日本则认为中国是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障碍，增一步增大中日之间的战争猜忌，影响中日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再次，中日社会政治制度与价值差异巨大。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政治体制，并形成自己一套价值体系，与日本等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与价值存在显着差异。日本等西方民主制度国家制度大致相同，以领导人选举为基本标志，存在着共同的社会价值，并形成“价值同盟”。在涉及许多重大政治、治理、民主、人权等重大问题时，日本自然与美欧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形成与中国差异化或对抗格局。这就是中日难以建立战略互信的另一制度与价值原因。
（三）日本军事战略由守势向攻势的转变及大力发展军力指向中国意图明显
日本大力发展军事，自然与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相联系，引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同时，安倍政府强势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活动，更令中国等国家担忧，当然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2012年，安倍上台当政后，通过一系列解禁自卫权（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等）、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法律等，实际上已改变了《和平宪法》的实质规范，“和平宪法”的修改已只是名义问题。
近年，日本更是加快强军建设。2018年3月27日，日本正式成立“陆上自卫队”，强调协调海空自卫队与美军的联系，并设立“水陆机动团”，负责离岛作战的两栖登陆；同年7月，日本防卫省公布鹿耳岛东南方的马毛岛为海空自卫队新据点，并提供美国航母及军机使用；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以“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为名，派遣准航母等三艘军舰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练；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赴南海执行反潜训练，并称“逐渐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长期舰艇派遣机制’”。就是配合美国的南海与印度战略推动自卫队的海外行动。
2018年，日本内阁会议接连通过《防卫白皮书》、新版《防卫计画大纲》及与之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画》，提出建造大型巡逻船、将舰艇航母化（其中“出云”号已完成改建）、实现自卫队“跨域”防卫体制、建立“战略性海上保安体制”及建立包括成立太空部队与网络防卫队在内的“多次元统合防卫力”等。结合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行动，日本防卫政策与战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给周边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显然走向“右翼化”发展道路，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也成为关注与争议的重要动向。
可见，尽管安倍提出“希望能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及“通过深化各领域各层级交流，我将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也做出一些积极姿态，采取一些措施，但依然以牵制中国为主要对华战略，尤其是在南海议题、“一带一路”倡议、军事防卫建设等方面更为明显，也就预示了在中日双方战略与经济发展相互需要下会进一步改善关系，但由于中日之间复杂的领土主权与历史问题及日本“牵制中国”的战略选择等，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总之，对中日关系发展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较为明确的结论：中日关系呈现螺旋式与起伏式发展的长周期。既不可能一直对立、对抗，也不可能长期稳定与友好，会随着多种内外因素发展变化而变化。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两国互释善意与高层互访，双方关系有明显改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将访问日本，仍会延续这一积极发展态势，呈现不少学者所称的“向好发展态势”。但中日关系这种改善与向好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可变的。不论如何认知与判断，搁置争议，加强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创造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仍是追求与争取的主要目标。
注释：
①金永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性措施：加快东海问题实质性磋商进程”，香港《文汇报》，2019年1月19日。
②金永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性措施：加快东海问题实质性磋商进程”，香港《文汇报》，2019年1月19日。
③染云祥，“中日关系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吗？”，日本《新华侨报》，2019年2月9日。
④吴怀中，“引导安倍‘真心’改善对华关系”，《环球时报》，2018年3月30日。
⑤徐静波，“2018年中日关系的私房话”，香港中评社。
⑥严深春，“日本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已非援助者，仍可提供经验借鉴”，澎湃新闻特稿。
⑦徐梅，“一带一路：中日互利合作新平台”，《世界知识》，2017年第6期。
⑧徐静波，“2018年中日关系的私房话”，香港中评社。
⑨张琳，“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五大亮点”，《世界知识》，2018年第21期。
⑩常思纯，“日本为何积极介入湄化河地区”，《世界知识》，2018年第21期。
⑪张晓磊、吴怀中，“这一次中日关系改善能走多远”，《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⑫http://www.crntt.com，2018-12-23。
⑬染云祥，“中日关系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吗”，日本《新华侨报》，2019年2月9日。
⑭唐奇芳，“安倍访华背后的日本战略动因”，《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4月号，总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