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标指出，台湾爱国史学家连横1918年在《台湾通史》中评论道：“台湾归清以来，关闭自守，与世不通，苟非牡丹之役，则我乡父老犹是酣歌恒午于婆娑之洋焉。天诱其衷，殷忧日至，祈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然近些年台湾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以扭曲的“皇民史观”“台独史观”，改“日据”为“日治”，不仅否认国民党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经济社会建设及成就；也否认郑成功父子“明郑时期”对台湾的开发与建设；也否认清政府在台湾统治时期，尤其是“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等几任船政大臣，在台湾建省前的十年（1874—1884年）开启的近代化建设，也否认台湾建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导的十年（1884—1894年）近代化建设。这二十年是台湾近代化肇基之作，前者可称“台湾近代化之父”，是台湾近代化的播种者，后者可谓“台湾近代化之母”，是台湾近代化的孕育者。仅是因为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造成台湾近代化进程的中断。
刘传标说，当下台湾岛内分离主义者出于“台独”意识形态，一叶障目，一味媚日美日，只看到日本殖民在台湾的建设，看不到日本人殖民者对台湾的焚掠屠杀与奴役，也看不到日本人殖民者对台湾建设仅是为长期占领和掠夺资源服务，将日本人对台湾的建设视为“德政”，公开为殖民者歌功颂德、擦脂抹粉，颂扬殖民统治带来“现代化”，鼓吹“殖民统治有功论”。
刘传标表示，史学以求真存真为第一无上要义，台湾的近代化绝对不是殖民者“仁德”产物。在学理上批判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和“侵略有功论”“殖民有功论”，肃清其流毒，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