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并举
一百年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范式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问题意识。而郭齐勇先生则始终以十分清晰的问题意识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
从本书中，可见郭齐勇先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哲学内容上的问题意识，二是哲学史方法论上的问题意识。
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国哲学到底谈了哪些问题。如不了解，对中国哲学史的认知会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材料中。作者在本书的《小引》开篇就问：“中国哲学讨论了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具体有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即宇宙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范畴；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即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除内容外，郭齐勇先生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也有着十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开阔视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以及“内在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等多种颇富创造性的方法论观点。他总结，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并把“谦虚”理解为“‘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或‘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客观的理解”，“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继承古人的智慧并加以创新和发展。
会通中西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原本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对此，创立中国哲学学科、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先驱们都有明确意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此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直到21世纪初还在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