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然而，即便救亡图存已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天下主义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历史的追溯与分析表明，中华文化有着天下价值观的传统，而强调特色性、特殊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则只是近代以来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国际与国内背景。
在蔡拓看来，今天，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题，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全面挑战人类已有的制度、观念、价值、生活方式。日益增多的非领土性、跨国性问题、事务要求人们突破国家的视域与领土的边界从整体上予以回应和处理。但现实却是，人们所熟悉、认同，并且至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价值、观念制约着人们的认识与行动。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全球范围与层面上出现了认识的困惑、行动的迷茫。
他强调，中华文化的世界主义（全球主义）转向，既是在一定意义上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更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蔡拓认为，全球学，就是国际社会从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转向的标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冲击波开启了全球学的新阶段，即从应对全球问题的研究，转向同时关注全球学学科的创立与建设。这种学科的自觉首先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展与综合。全球问题固然仍是关注的基本内容，但全球化、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次表现为全球学专业和教育研究项目的设立。
他说，全球学突出了全球性这一时代议题，张扬了全球性这一新的理念，而全球性无论在现实还是学理层面都有重要意义。全球性植根于现实，它首先对审视和指导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因特网的广泛使用，全球化、全球治理更全面、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日益感受到超国家、超国界的力量，无论是物质的、制度的，还是价值与理念的力量。
蔡拓表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是简单的全球性现象与制度去完全取代国家性现象与制度，而是两者的碰撞、对话与协调，其目的在于回应人类遇到的新问题，找到应对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治理之道，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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