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韩建交28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扩大，韩国民众对当代中国快速崛起的心理认知与接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韩相互认知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对两国人文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有待两国政府和媒体积极作为，尽快化解。
第三，媒体的负面报道。牛林杰指出，长期以来，韩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存在明显的偏向和误导，助长了韩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嫌恶情绪。通过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韩国民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薄弱环节。其中，韩国媒体的涉华负面报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据统计，在全球媒体涉华报道中，对华负面报道比例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53个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美国、韩国、日本的民众不认可中国的抗疫工作，认为美国的抗疫工作比中国做得好。
第四，人文交流的质量。牛林杰表示，人文交流是不同国家民众之间增进友好认知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讲，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越频繁，参与的人员越多，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认知度就会越高。中韩人文交流单就人员往来的数量来讲可以说是规模庞大，但庞大的交流规模并没有给两国民众带来预期的“认可与好感”，每当遇到政治安全或历史文化领域的突发事件，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往往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在中韩关系因韩国部署萨德而陷入低谷之际，韩国人对华好感度甚至一度低于日本。在留学生交流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中韩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但留学生的素质及教育质量仍存在很多问题。
牛林杰认为，今后中韩人文交流不能仅仅追求数量，更应该关注质的提升；不能过于追求国际教育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切实推进中韩人文交流的全面发展。
牛林杰指出，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在历史、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和对话，减少误解，避免冲突，做好邻居、好伙伴。中韩两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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