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各国内部民众成为“反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全球化也同时滋生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发展壮大。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认为，全球化的扩张在增加了市场力量的同时，也使个人对社会保护的需求增加。市场与社会两种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如钟摆般不时偏向某一方，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则在“双向运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代全球化的悖论，认为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一个国家同时最多只能兼顾其中两者。
如果全球化和市场力量畅行无阻，则各国弱势群体将得不到保障，最终滋生出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泛滥则会迫使民族国家行使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等措施，就不得不牺牲全球化。由于民粹主义与全球化关系的这一特性，在全球经济下行引起社会动荡之时，民粹主义很容易与反全球化结合起来。一旦底层民众发现全球化导致他们上升空间受阻、社会不公加剧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就会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如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甚至一些涉及身份政治或亚文化的概念，比如阶级、族裔、性别、籍贯等，也会派生出全新形态的民粹主义。
经历多年的逆全球化趋势之后，在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疫情的叠加作用下，民粹主义受到了“强刺激”，以一种多年未有的激进方式展示出来，“反全球化”的民粹声浪空前强烈。欧美国家政客则借机引领了新一波的“去全球化”政策措施，造成了“逆全球化”的客观消极后果。在新冠病毒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冲击下，保护本国公民生命成为第一要务，一切有利资本的全球化运动不得不让位于大封锁（great lockdown）。全球化流动遭到阻滞甚至倒退，全球治理秩序遭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
新冠疫情与民粹主义总爆发
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与人类历史带来的冲击，至今还在评估之中。但毫无疑问，它对常规安全带来巨大的挑战，令人类对外界充满担忧与恐惧。人们在被禁止社交活动的同时，也展现了强烈的排他倾向。强烈的民粹主义伴随恐惧与愤怒出现，并表现为复杂的多种生态，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慢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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