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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飞腾（中评社 刘柯岑摄） |
中评社：您曾经提出，深化中日韩天然气合作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否具体阐释一下？
钟飞腾：对于中日韩天然气合作来推动绿色“一带一路”，我是这样想的，首先，“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本身是有一个发展的。早在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还主要侧重于一块搞经济合作建设，到后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含义越来越丰富，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在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时候，中国提出了和平之路、绿色之路等理念，这跟我们国内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密切相关的。2018年8月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纪念会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他认为“一带一路”要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上提出了新建议，针对性更强。习主席同时也强调，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等。其中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这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是只在在国内有很高的要求，到国外就降低了对企业经营的要求。有一些人批评中国输出污染，我觉得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是对这种比较浅薄的观点的反驳。中国提出来绿色“一带一路”，也是表示我们在国内外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中国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在国内要推动绿水青山这些理念，国外也一样，就是绿色发展。
把天然气合作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也是基于天然气作为一种能源来讲总体上比较绿色。此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日本和韩国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其能源消费结构里面的天然气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中国将来收入水平也要往上走，收入水平往上走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普通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多了，钱多了，自然对生活环境要求就比较高，就会对能源消费结构有新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推动中日韩的天然气合作会有一种示范效应。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环境要求的提高，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配置能源消费结构，使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更加和谐，这方面中国可以从韩日那里得到很多经验。如果中日韩的天然气合作进行得好，就可以作为一种示范，也使中国在推动全范围的“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绿色建设时在能源角度拥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
日韩天然气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地区，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也是中国液化天然气重要进口来源地，未来中日韩在维护能源安全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所强调的互联互通，也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在内，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一半左右来自于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未来中日韩还可以进一步合作开发。同时，来自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液化天然气也逐年增多，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也是必须的。此外，中日韩在建立亚洲天然气的定价机制上也存在一些合作利益。
当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含义远远超过能源种类和供应本身，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包括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用的绿色环保的材料、可持续的材料，其内容非常广，这完全是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
中评社：在促进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中日两国可以有何作为？
钟飞腾：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除了双边之外，的地区贸易协定谈判。比如，现在日本达成了TPP11国协定，中国有一些学者也在考虑，中国将来是不是要加入到标准比较高的一个地区贸易协定当中。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这还处于一个讨论研究的阶段，中国不会很快加入到日本扮演领导角色的TPP11国协定中。这倒不是说中国不愿意看到日本扮演某种领导角色，而是基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TPP的一些条款要求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重新谈判需要一段时间。
此外，讨论比较多的地区FTA即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正在推进，而且速度比预期要快一些。本来说是到今年一定要达成，但是最终是否能够达成除了中日两国之外，还涉及到印度的态度，印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谈判方。所以这方面可能也还有不确定性。这涉及到东亚合作的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中日的范围，当然中日在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但是进展不如我们预期的好。因为这涉及到贸易协定以及地区之间的货币互换。中日之间当前恢复了货币互换的协议机制。这种货币方面的合作，实际上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速度是最快的。从199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在东亚地区发展最快的就是以清迈协议为基础的亚洲金融合作。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对于很多当时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冲击非常大。由于高度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于金融危机受的影响就越大，但中国当时因为还比较封闭，又加上中国政府的政策到位，总体上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太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东亚合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东亚的合作出现了很多种模式，就是所谓“10＋1”、“10＋3”，“10＋1”就是“东盟加中国”、“东盟加韩国”、“东盟加日本”；“10＋3”就是“东盟加中日韩”。大略来讲，东亚地区的合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在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合作；第二个阶段是以“10＋1”为特色的、相互促进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经贸合作框架。其中，推进最快的就是“10＋1”。中国于2002年就跟东盟签了一个FTA，日本紧接着跟进，然后是韩国。
中国推动东盟跟中国合作，刺激了日本、韩国的跟进，到后期就出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的合作，这是一个大的特色，也是东亚地区合作的第二个阶段。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趋势也没有减弱。前几年李克强总理去东南亚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东盟进入“钻石十年”，并提出了七八条意见，引导东盟往下一个阶段发展。东盟在2015年的时候也建立了东盟共同体，包括经济、安全和政治共同体，所以双方发展都是进入了一个比较良好的阶段。出现这种势头的更大的背景实际上是全球化还在往前推进。在特朗普上任以前，西方社会对全球化总体上持比较支持的态度。
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抵制态度，东亚的合作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势。背景当然也很明确，美国不再愿意扮演领导者角色，美国国内市场对外开始收缩，保护主义上升，亚洲国家必须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因此彼此之间的合作有了新的内容。新态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提出了很多的倡议，中国不再只跟东盟合作，而是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还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中国带动亚洲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在东亚合作上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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