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指出，如果美国最终目标针对中国发展模式，最终是为了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使得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尽管我们处于劣势，但不得不不打”这样一个结论，“因为如果放在前提框架下，我们每一次让步都有可能是对手进一步向中国索取更多要价的基础。”
在静态评估以外，李向阳还设立了两个动态评估，“动态我们寄希望时间与空间，短期内我们处在劣势，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变我们的成本收益这种因素，时间可能使对方的行为发生改变，比如说内需如果真能成为3-5年出口的替代，我们压贸易战的压力就会迅速地提升。”
“再比如说如果中国改革进程取得重大的进步——中国自主研发的能力有标识性的，比如芯片，如果在3-5年内，让人感觉到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中国不依赖于美国，而在芯片领域取得独立的，或者是依靠欧洲、日本合作，能够取得明显进展，可能就会改变对方的行为。”
除此之外，李向阳说，动态因素还涉及到政府判断和经济判断，“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中期选举失败，或者被弹劾掉，但即使这样，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向）不会改变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很多分歧，但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高度一致。”
李向阳认为，美国经济出现拐点的时候有可能改变均衡点，“因为美国经济从2009年开始复苏，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尽管前八年，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很多人要改变战后美国经济的形态，但无论如何改变，不可能永远繁荣下去。”
李向阳表示，未来2-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中国能不能抗得住贸易战带来短期的压力至关重要。在这个期间抗得住的同时，中国还能够树立起国内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决定中美均衡点最重要的因素。
李向阳说，影响均衡点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中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行为能不能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在多边贸易层面，中美实际上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比如我们强调包容性全球化，美国人所倡导回到公平、贸易保护主义的模式上，或者双边为主经济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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