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原因在哪？
益尾知佐子：如果去看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后，他的行动很明显，从2013年开始派人、写信，他一直主张和中国对话。但是中国什么时候答应就要看国际上的因素了，因为这不是日本方面能决定的，决定中日关系改善节奏的肯定是中方，因为日本方面的大门一直打开。特别是2017年以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亲近政策肯定有很明显的变化，所以过去一年的改善可以说是它的结果。那么为什么2017年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倡导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呢？是因为它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进行了评价。其实，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少负面的报道，但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日本经济界内部有一些研究，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团体“经团联”跟中国的经济团体召开了一些会议，慢慢了解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发挥的正面影响，而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基于过去的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虽然起了新的名字，但是有很多经济上的做法和日本有共同点，不是我们（日本）必须要反对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力量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大概2017年初的时候就认识到比较重要的因素，然后慢慢开始改变自己对中国经济上的政策了。当然，日本国内安全政策的专家和经济问题的专家对有关中国的问题意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也要从两个方面看。
中评社记者：想请教您，从日本的角度来说，经济界和政治界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认识的区别在哪儿？
益尾知佐子：经济专家一般还在看中国很多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起的很多作用，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的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给当地人民带来一些新的经济刺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通过比较正当的做法起到好的作用。他们比较注意“一带一路”主体的变化，或者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变化。以前中国刚开始有“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主要的经济主体是很大的国企，资源型的国企，但是最近“一带一路”当然也包括国企，但基本是民间活动最多。日本很多经济学家非常赞同民间的正面的活动，所以看到很多民间企业家冒着风险去新的国家开拓新的市场的时候，很多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需要鼓励的新活动，这是一般的经济政策，是很好的。中国的华为等大企业基于民间的一般的活动是受到日本欢迎的，而且日本方面也可以搞合作。
同时，当然也有很多安全方面的专家担心中国的活动范围扩大，特别是海洋方面。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本身的模型是东亚的经济合作，我觉得中国从GMS框架吸取了很多。这种经济行为我们也比较熟，但是中国最近的一些经济开发上的例子好像不太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那么看到那些例子的时候，日本的安全专家会认为中国是在搞世界霸权，而做一些新的经济上的项目。所以，因为政治和经济专家的观点都非常不一样，听了双方的意见，日本政府也认为中方的行动或者目的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那么便鼓励、倡导中国在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行动。安倍政府已经说过，“一带一路”必须是透明性的，必须按照经济合理性，必须按照一般的经济上的原则来做。如果中国政府沿着这种一般的原则来推动“一带一路”的话，日本政府是可以合作的。实际上他的说法有非常明显的目的，是在提出一些新的条件。
中评社记者：在中日关系不断改善过程中，两国在东海、南海、历史等问题上仍有核心分歧，您认为要如何克服？如何能够建立不会倒退的中日关系？
益尾知佐子：我觉得克服这些问题不太可能。我觉得中日关系本身不是独立的，东海、南海的问题也同样不是，肯定要受到国际上的、当然还有两个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就像 2010年、2012年钓鱼岛问题很紧张的时候，中美关系还可以。而现在中美关系则比较紧张，那么对中国来讲，日本的价值就提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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