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表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决策权的集中与经济不断的分散存在矛盾。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实现软着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可以做到，但这次经济放缓面临的问题，与1999年面临的情形不一样，这次可能会更困难。
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指出，中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促进了经济的普惠性增长。通过这些数字技术的创新，很多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了，并形成了鼓励创业的生态系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数字技术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后续要面对哪些挑战？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类似中国这样经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后续要处理好一些问题。比如，过多财富积累形成较高储蓄率，但经济中没有太多好的投资机会，利率不断下行，需求整体疲软——储蓄没有转化成有效生产力，会带来后续的问题，像巴西当年就出现资金外逃的现象，日本国内则出现了房地产资产泡沫的问题。
劳伦斯•萨默斯还提醒，中国要注意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新生儿出生率下降，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变化，生育政策上可能需要做些调整。此外，很多经历高增长的国家，后续不愿意承受短痛来避免长痛，对创新、改变等比较拒绝，这也应该极力避免。
楼继伟则指出，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迈入高收入国家前后也是风险高发期。楼继伟列举了8个他观察到的挑战，包括高杠杆、中小企业融资难、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信息复杂性对政府作用的挑战、契约精神不足、反腐、泛福利化、逆全球化等。
楼继伟认为，无论是宏观的杠杆率还是各分类杠杆率都偏高，必须有序地降杠杆，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严肃财政纪律，在降杠杆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我国基本是国内杠杆，外债规模不高，国际收支保持平衡，与一些拉美国家不同，这有利于我们增加信心，增强降杠杆进度的自主性。
“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后，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还未成型，极易造成腐败蔓延的态势，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因此而缺失公平正义，缺乏增长动力，是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楼继伟说。
不过，中国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首先是反腐败没有禁区，所谓打虎拍蝇；另一方面是建立长效机制，解除管制，简政放权，大幅度压缩了寻租的机会。
此外，泛福利化也是一些拉美国家、个别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楼继伟表示，泛福利化导致竞争力缺乏，经济不可持续，最终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比较稳健，没有实施大面积的价格补贴，随着老龄化加快，现有社会保险体系的碎片化、不可持续性显现。
刘世锦指出，中国在创新这个指标上，国际比较上仍然是相对落后的，主要是中国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依然比较少。
“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差距依然很大，而要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短板如果补不上，中国的创新很可能是缺乏后劲的”，刘世锦表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周潇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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