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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题：拜读“傅莹对话基辛格”后之心得与感言 作者：熊玠（美国），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
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有战争爆发的可能，傅莹与基辛格都认为不太可能。傅莹的理由是经济全球化。基辛格虽然认为目前世界大国之间相互作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担忧风险犹存。关于此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在理论上很重要的观点，应该明确提出：其一是今日大国间如有战争，一定会牵涉到最后动用核武器。国际问题专家在研究“吓阻”问题上，指出在冷战期间用核武器吓阻已有100% 的成功率。而19世纪传统武器时代，吓阻只有38% 的成功率。所以，由于核武器战争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故在中美两国同样拥有核武器的状况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应该是几近于零。
有友人传来一篇命名为《（重磅） 傅莹对话基辛格：中美最大分歧点究竟是什么？》的文字记录，希望我在阅读后能给他一点心得与感言。傅莹女士乃中国外交界耆宿，曾任驻法大使，现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是协助美国对华开放最有力的功臣）的对话，其权威性的分量，是无法用言词形容的。以下是根据我对这位朋友的回应稍加整理而成的拙文。
一、美国人焦虑感的由来
这次对话（下称“傅、基对话”）的内容，虽然是以中美关系为主轴，但由此辐射而出的若干点，牵涉到较为更广阔的范围。譬如中美在文化上的差异、两国各自的外交传统与看法以及全球格局的演变等。
我只能选择其中几点，加以讨论。
第一，如果要用极简单办法为他们二人对谈做个总结的话，那将是傅莹认为美国人普遍具有“焦虑”感的现象；另外，就是基辛格对中美两国人因他们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结果是: “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由于傅莹对美国人“焦虑”的观点，让我联想起我曾有一篇文章，论美国人“富不知足，强不能安”①。我花了半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傅莹言简意赅的两个字就表达了。
第二，值得赞赏的是，傅莹认为美国人在国与国交往上没有“兄弟”关系的观念。基辛格也说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但至于为何美国人目前有偌大“中国威胁论”的感觉，二人除了均表同感以外，并未详加解释。我认为这个重要的问题可以用历史上国际关系发展过程来解释。因为自17世纪“韦斯特伐利亚体系”多国制度成立以来，凡是新兴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侵略他国与横行霸道的暴徒。譬如得工业革命先机的英国，崛起后，建立了一个日不落的大殖民帝国；拿破仑带领的法国，给欧洲带来20多年的战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19世纪与20世纪都有侵略他国的恶行；俾斯麦以后统一的德国，给世界带来两次悲惨至极的世界大战；史达林以后的苏联引发了40多年的冷战。还须加上二战后的美国，除了介入韩战、越战以外，还对阿富汗（2002）与萨达姆的伊拉克（2003）片面发动战争。这些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案例。但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第一次崛起。
今日中国的兴起，则不然。中国曾于西元713至1820一千多年时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全欧洲十几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这是根据英国经济历史家Angus Maddison所收集的数据，而且是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人）的数据旁证确实的。而在这一千多年，中国没有任何侵略他国的记录。如果有的话，中国的邻邦（中国在历史上有十个邻邦，现在是14个邻邦）的历史，不会没有记载。何况美籍韩裔的 康大卫（David Kang译成中文）教授，研究中国从14世纪（明朝）至19世纪中叶（约清朝咸丰年间）的对外关系历史，发觉在这五个世纪里，中国只卷入国际战争两次（其中一次，还是日本侵略中国藩属朝鲜才引起中国参战）。中国目前兴起是第二次；是复兴而不同于以上几个崛起的例子。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即中国在 713-1820年第一次崛起时期，都没有侵略他国的记录。那么，要说它第二次复兴后会侵略他国，是难以置信的。所以，我觉得傅莹与基辛格对话之中，可以将这一点毫无保留地说出来②。
二、中美战争的风险与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第三，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有战争爆发的可能，傅莹与基辛格都认为不太可能。傅莹的理由是经济全球化。基辛格虽然认为目前世界大国之间相互作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担忧风险犹存。关于此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在理论上很重要的观点，应该明确提出：其一是今日大国间如有战争，一定会牵涉到最后动用核武器。国际问题专家在研究“吓阻”问题上，指出在冷战期间用核武器吓阻已有100% 的成功率。而19世纪传统武器时代，吓阻只有38% 的成功率。所以，由于核武器战争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故在中美两国同样拥有核武器的状况下，会不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应该是几近于零。
另外，傅莹经济全球化的论点，可以更深一层利用互相依赖理论加以引申。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今日世界的相互依赖已达到“你中有我、而我中也有你”的程度。他形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密切情况是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意思是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已到一个地步：如果我要伤你，就等于是我的自杀。
第四，“傅、基对话”也涉及中美关系的日本因素。这是由于傅莹向基辛格提问“您怎么看中日关系？”而引出的问题。基辛格感觉到这是因为中国担心日本的威胁以及美日有同盟关系所致。故而他特别说起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舞台，将由欧洲转移至亚太地区，所以他认为有需要建立一个亚洲与太平洋共同体，暗示这样就可以局限日本的威胁性。在此点上，傅莹立刻插入，追问季氏所提的亚太共同体，与军事同盟有何关联；再者与中国领导人所提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无交集？基辛格的回答很正面。他说他的亚太共同体正是“美中之间的谅解，也包含所有大国”。这样，就不致重复一战前国际“权势均衡”所造成的不稳定的局面。
关于钓鱼岛造成中日关系恶劣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正告基辛格，这都是因美国所谓 “归还冲绳”给日本而引出来的问题。首先，冲绳本是琉球王国，是中国的藩属，它的国王就职时，还须中国以宗主国身份派员予以监誓、才能完成册封之礼仪。却不幸于1879 年被日本吞并，然后改名为冲绳。所以它本来就不是日本拥有的地方。二战后被美国占领，就应当让琉球复国才是。何来对日本“回归“之有？ 再者，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群岛），虽然地处冲绳附近，但并不属琉球（即后来的冲绳）。可是，美国因被一个由日本于1933年发行的地图误导，所以才以为钓鱼岛（尖阁群岛）属于冲绳。因此在美国将冲绳“回归”（等于是送给）日本的同时，也将钓鱼岛一并送给了日本。
这些史实，在我2018 年的一本拙着中已有详尽交代。同时也对中国与美国在南海的冲突有深入的剖析③。
三、结语
最后，我认为虽然基辛格在所有美国政要中比较能超越西方人对中国看法的盲点，但还是有不足之处。譬如在对谈结尾时，他算是好意地奉劝中国“刚开始大国对话……须要同时考虑别国‘利益与想法’”。我更觉得有必要指出，中国在它第一次兴起时也曾经是一个存在于西方“韦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外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之宗主国，那个体系名为“朝贡制度”，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消失。而在那个体制里，中国与其藩属国之间有时是叔侄关系；有时是兄弟关系。这个制度的运行，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领衔的团队所出版的一本书里，有详尽的叙述。书中有杨联升教授的研究报告，宣称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里，中国的怀柔与羁縻政策是威与德并重。而且叔侄关系的架构，不尽然是中国为叔他国为侄。譬如在南宋期间，中国也接受自己是侄子的地位④。所以，傅莹所指的“兄弟”型的国际关系只有中国人方能想得出来。基辛格说他从来就没有如此想过国与国间的关系。
另外，我还希望能提一个理论上的建议，算是作为我有这次拜读“傅、基对话”机会的回敬，要说是上缴学费也可以。那就是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时，在注意历史事实之余，还可以同时照顾到一个国际法上所谓 “contemporaneous law”的观念。用中文来说，可以翻译成“与时代共存的准则”。意即审核任何事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需要从该时代共识的准则（指导方针）来进行。譬如有关中国在南海九段（后改成七段）线的划分，是1947年的创举。中国当年所公布载有这个划线的地图，不但没有任何一个邻国（或他们的宗主国）反对，而且立刻被世界著名的美国Rand McNally地图公司截取采用在它们出版的世界地图里。因为二十世纪中叶各国接受“历史水域”的观念，这也是中国对于南海主张的法律依据（因为中国自西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就在今天的海南岛建立了两个郡，负责巡逻南海维持秩序，相当于行使主权）。所以今天如要解决南海之争，须按照这个“与时代共存的准则”来衡量——即1947年国际法的准则，而不是今天二十一世纪改变了的新法则⑤。 中美之间纷争最大一部分乃在南海上的抗衡。如按照我这里建议的办法，等于是化解问题为非问题了。
注释：
①熊 玠：《西方文化没落之际、论中华文化（儒学）复兴对世风能起之作用》。
②请参考拙着：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2012)；中文翻译本《大国复兴》（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出版），第三章。
③拙着The South China Disputes: the US-China Contest: International Law and Geopolitics (2018 出版)。现正好有专人翻译成中文；冀求中文版能尽早出现。
④参见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33.
⑤见以上③中的拙着，第二与第三章。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6月号，总第2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