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工集团利益，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对台介入、影响、操纵之深，是我们需要一直保持警惕的。譬如，台湾历次的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需要去美国“拜码头”，美国也在不同的时候通过扶持“台独”势力来对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和博弈还会继续下去，而且随着美国部分保守派、鹰派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假想敌，我们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可能会变得更尖锐。美国的亲台反华势力肯定会扶持“台独”势力，二者进一步合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评社：您能够分享一下如何走上研究中美关系这条道路的吗？
王栋：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的，毕业之后直接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攻读博士，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我的博士论文是冷战史的题目，研究的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中美关系。我有两个导师，他们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一位导师中文名字叫鲍瑞嘉（Richard Baum），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另一位导师叫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冷战史学家之一。在我完成直博项目硕士阶段的要求，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两位导师就和我商讨博士论文选题。他们认为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但关于此学界始终没有很好的研究。所以他们就建议我来做这个题目，于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开始涉足冷战史，重点研究上世纪60－7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当时我把美国几乎所有涉及的档案馆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福特总统图书馆、卡特总统图书馆等全部跑遍了，也跑了很多国内的省市地方档案馆，埋头故纸堆，历经数载寒暑，最终写出了我的论文。我在美国知名文理学院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历史与政治学系任教期间，继续从事冷战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后来回到北大任教之后，外交部档案馆又开放了，我于是又查阅了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补充了很多新的材料。
2016年10月我在国际学界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刊物、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会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发了一篇论文，主要讲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这篇文章获得了匿名评审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创了一个小的历史记录——我成为第一个在《外交史》单独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这也可以说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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