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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以及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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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5月21日电／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一以贯之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1978年以前的探索与实践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文章表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华民族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统一财经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新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但是，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人均资源匮乏的贫穷落后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复兴，在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就摆在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些农户在正常年景下，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另外，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到20%，而且是以轻工业为主。工业不仅自我积累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不能够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需要，我们党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经济极端落后和非常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当时新中国又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在严峻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决定了新中国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但是也的确取得巨大成就：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地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
此外，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体现出来，如：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等等。但就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与时俱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章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不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以及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汲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成效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一，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打开国门搞建设。
其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与保障国家安全能力的具备，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
其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进行“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引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上下结合的强大改革动力，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的束缚，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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