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026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5%，增速比1-11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图为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处住宅楼盘。 |
中评社香港2月21日电／这个春节中国楼市比较冷清，三四线城市没有迎来往年火爆的返乡置业潮，一二线城市购房群体也因房价多月趋稳而显得淡定。曾伴随中国楼市高烧而扬名海内外的“温州炒房团”几乎失去存在感，偶尔被人提起，却已印上“负债累累”“消失殆尽”这样的标签。由盛而衰的“温州炒房团”，折射的是中国楼市、中国经济的改革调整之路。
美国《侨报》2月19日载文《从“温州炒房团”之衰看中国楼市之变》，文章说，“温州炒房团”异军突起于21世纪之初，随着中国跨入商品房时代，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敏锐发现了新的投资挣钱模式——炒房。十多年间，由温州商人、白领、公务员甚至村民组成的“炒房团”，从温州、上海等长三角重要城市出发，炒到全国各地，乃至美国、中东、欧洲等世界各地。他们手握大把现金，组团购房买楼，转手套利，迅速积聚起巨量财富。
可以说，“温州炒房团”是中国城市化红利和房地产市场红利的显着得利者之一，他们是中国高房价的推波助澜者，却难言是高房价的决定者；他们是地方政府的“财神爷”，却也是中央调控政策下的“搅局者”、老百姓眼里的“罪魁祸首”。但不管是温州炒房团，还是山西炒房团、深圳炒房团……他们都不过是中国房价上涨行情里全民炒房的一个缩影，根本上是土地财政时代的特殊产物。
从最直接的后果看，炒房推高房价，不仅导致民怨沸腾、社会焦虑积聚，还可能破坏中国资本、中国购房群体在海外的口碑。更深层的后果是，炒房催生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滋生不可控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异化为“过度透支的金融”，不啻于为中国经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美国、日本、香港都曾经历过房地产崩盘的梦魇。
有一个在中国民间公开流传的数据——"温州炒房团"总人数一度突破10万，撬动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这其中的资金，有的是从产业中抽出，有的来自民间借贷。靠制造业发家的温州，实体经济荒废，人心浮躁，幻想暴富，城市活力丧失，期间遭遇最严楼市调控、民间借贷危机，不少炒房客资金链断裂，债务缠身，跑路跳楼者皆有。
还有泪洒迪拜楼市、丹东炒房踏空……事实表明，“温州炒房团”这种靠集团作战、手法野蛮的粗放式投资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