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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港独”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
中评社╱题：香港校园“港独”现象及其探源——基于香港国民教育的视角 作者：齐艳（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
作者指出，近年来，香港校园“港独”现象屡屡发生，值得引起各方关注、警觉与思考。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社会逐步建立起本土意识。九七回归后，香港并未在文化价值层面展开“去殖民化”教育的努力，在特定历史形势下，本土意识遂逐步沦为分离主义者推行“港独”的工具。然而“港独”势力假借言论自由之名，在香港校园行播“独”之实。使得“港独”呈现出低龄化、青年化、校园化等特点。在此背景下，全方位推行国民教育，推进中学历史教育、加强历史观培育，增进文化认同，提升香港青年世代的国家认同，以抵挡“港独”思潮的侵蚀显得尤为必要。
近年来，香港社会中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的“港独”势力极度活跃，呈现出“港独”低龄化、校园化、青年化等特征。暴露出香港青少年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据相关报导，在“反高铁运动”与“反国民教育运动”参加的人数中，青年学生就已过半。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中，据统计，参与该事件的 13 万人中近10万都是青年①。2016年发生的“旺角骚乱”，其中还包括一名年近15岁的初中男生。在香港社会中，“港独”组织假借“言论自由”的名义，公然在校园内进行散播“港独”行为。2017年9月，随着香港各大高校开学，“港独”势力再次入侵校园，将黑手伸向青年学子，香港7所高校内陆续出现“港独”横幅和海报，期间发生的9月5日香港中文大学撕海报事件与9月7日香港教育大学“民主墙”事件，激起各方声讨，更值得人们深思。这种现象是香港回归后各种综合因素复杂交错所导致的结果，其中香港中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从文化及心理层面对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认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基础阶段的本国史教育，在塑造公民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科书作为本国史教育的重要承载者，更是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通过对香港中学历史教育中“课程纲要”、历史教科书部分内容以及当前教师施教问题的分析，对香港校园“港独”现象做出相关解释，以探求解决之道。
一、校园“港独”的产生
香港校园“港独”是在“港独”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港独”势力通过向校园渗透从而形成其新的“阵地”，成为“港独”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港独”则是由激进化的香港本土主义或分离主义演变而来的。
（一）香港本土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本土意识的萌生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本土意识的萌生（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本土意识逐步形成与发展（1997-2003）；本土意识进一步发展与激进本土主义产生（2004-2010）年；激进本土主义扩大与“港独”的出现（2011年至今）。②
1.本土意识的萌生与膨胀
起初香港人并没有怀疑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不论支持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具有民族主义之心，有国家观念。香港的本土意识崛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倾向。1956年10月10日，香港人亲国民党派为了保护青天白日旗，与港英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被港英称为“双十暴动”；1967年爆发了由亲共产党左翼发动、被港英政府抹黑为“六七暴动”的“反英抗暴”。另外，同在那时开始，香港人积极推动保钓运动。20世纪70年代，本土化浪潮也因此诞生，作为一种地域性意识它既是“以香港为家”的移民第二代的觉醒，也是反殖民的民族文化运动。但是九七回归后，由于历史形势的变迁，同时香港并未在文化价值层面展开“去殖民化”教育的努力，本土意识逐渐沦为某些香港分离主义势力谋求“港独”的工具。
2.“港独”与“校园港独”
“香港城邦论”③和“香港民族论”④的陆续提出使得本土意识日渐激进化，部分内容则暗含着浓厚的“港独”色彩。“香港城邦论”是由香港学者陈云在2011年提出的政治主张，在香港青年中具有较大影响力。香港城邦论认为，香港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城市，而是城邦；为了保持“香港城邦”的独立性，必须与内地“异域”保持距离。陈云在2011版中借用城邦的幌子刻意避开明确提及“港独”，却无处不在表达“港独”的诉求。而其在2014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II：光复本土》中则不再隐晦自己的政治立场，提出了更加系统和完整的“港独政纲”。《香港民族论》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下属的《学苑》编辑委员会于2014年9月以文集《香港民族论》形式汇编的一套政治理论。“香港民族论”认为，香港人已经成为在政治意识、族群想像、文化系统、经济生活与部分主权方面具有独立性的“香港民族”，而“香港民族”是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命运应由“香港民族”自主决定，并据此享有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的权利。文中借用安德森《想像共同体》的民族主义理论，强调公民价值认同在“香港民族主义”主观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淡化香港与内地在种族、血缘、地理、历史等客观的联系。毋庸置疑，“香港民族论”是赤裸裸的“港独”言论。
其实在香港学界，关于本土意识的定义，还未达成一种共识，仍在构建过程中。一般意义上的本土意识是指有着反殖民主义色彩的本土意识。目前所说的香港的“本土意识”则是“区隔中国”的本土意识。但是具有“爱乡爱土”性质的本土意识并非是“港独”的理论支撑。“爱港”并不能等同于“反中”，更无法表明香港民众要“港独”。
“港独”的本质是分裂国家、违法犯罪、祸乱香港。⑤即触犯国家主权，分裂国家；挑衅《基本法》，争夺香港管治权；损害香港繁荣稳定，侵害港人根本利益。近几年，民意早已厌倦“港独”。因着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港独”组织标榜以“言论自由”，利用校园管理宽松、学生价值观可塑性强等特征，在学校的宣传栏上不时挂出“港独”标语与横幅公开进行播“独”行动。使“港独”呈现出校园化、青年化等特征，因此校园“港独”应运而生。
（二）校园“港独”的活动
近年来，香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进行的“港独”活动极为活跃。从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到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从2016年的“旺角暴乱”到2017年的港中大撕海报事件和教大“民主墙”事件。“港独”势力加紧向校园渗入，校园“港独”愈演愈烈。
1.反国民教育运动
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本来应当对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开展中国的国民教育。使香港瞭解中国国情，建立正确的国家及身份认同，但遭到香港反对派的阻拦，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反国民教育运动”。据相关报导，在“反国民教育运动”中，青年学生参与比例就已过半。
2012年，正值香港回归15周年，发生“反国民教育”事件。早在2004年，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就已资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成立“国民教育中心”。曾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其施政报告中，一直提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表示继续推行。在2010年，更决定为“国民教育”与“德育”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一科，并开始筹备工作。在2011年政府举办了八场谘询会议，邀请教育界人士参与，然后于2012年拟定“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让中小学按照指引，在三年的展开期内自行订立课程内容。以上都是在曾荫权任职期间完成的。
可是2012年梁振英当选特首刚上任之际，国民教育在社会上突然引起轩然大波。数以万计的大专生甚至中学生，在“反共产主义洗脑”的口号下，一哄而上地搞游行示威，于不久之后即将进行的立法会选举前夕，在政府总部外集会和绝食，要求政府撤销国民教育课程。更有少数人口称“反共产主义”，却竟举起了殖民时代的港英旗和带有“港独”倾向的“香港城邦自治运动”的“龙狮旗”，把运动引导至主权、民族立场问题的危险境地。反对派在宣传中作出“凡中皆共，凡共皆洗脑”之势，以民粹主义多数人暴力的方式进行反共动员。在很多反国教的言论中，反对者把国旗、国歌都当作“共产主义洗脑”；他们控诉国民教育“没有给他们选择是否接受中国人身份，国民身份是强加的”。所谓的“城邦”思想在这些言论中表露无遗。在他们的概念中，“民族、国家、政府”这些是混淆不清的，一反俱反；更有甚者根本不接受中国人这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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