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在互相不满的性质及程度上，应是蔡政府不满宋楚瑜，多于宋楚瑜不满蔡政府。在此情况下，蔡政府就索性不再使用宋楚瑜，而是由“自己人”林全出席。其实，早在去年的越南岘港“APEC”峰会召开前，蔡英文就已经打算改由刚卸任“行政院长”的林全出席，但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办理手续，而只好“趋易避难”，让已经出席过一次的宋楚瑜继续“连任”。
而现在，授权林全出席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充裕，而且也可凸显蔡政府“有所突破”，因而早就已经决定放弃宋楚瑜。但蔡政府也担心，由林全代表台湾当局出席“APEC”峰会，可能会遭到主办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对，因而就索性“破罐子破摔”，做好倘林全不获邀请出席，就干脆不派代表出席的准备，宁可缺席。
这就折射出，其实是蔡政府和宋楚瑜双方都已得悉，无论是“APEC”的秘书处，还是北京，都有重新回到“西雅图模式”的计划。因而就有宋楚瑜主动透露“倦勤”之意，及蔡政府作好林全将会被拒绝接纳的思想准备，从而写好了“退席抗议”的剧本。
所谓“西雅图模式”，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建议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在美国西雅图首次召开“APEC”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了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形成了不邀请台湾领导人参与该会议，及此后不在台湾地区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共识。而作为“APEC”会员体的“中华台北”，则由负责经济工作的部长级官员与会。李登辉委派“经建会”主任”萧万长，以“经建会主任”的身份参加。而大会规定，萧万长不得以李登辉的“代表”或“特使”的头衔，也不得使用“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头衔。台湾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西雅图模式”就此诞生，其意义在于，在“APEC”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实践中，进一步把台湾当局限定在“地区经济体”上，“APEC”的“MOU”得到全面的维护和遵守。
“APEC”首次领导人会议之后，台湾当局一直想方设法做一些小动作，试图突破“西雅图模式”限制，李登辉还不遗余力地争取自己亲自出席，以凸显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在北京的坚决斗争下,这些图谋都遭到失败，并使“西雅图模式”固定了下来，成为台湾当局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惯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