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徐泓指出，2019年9月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主导的中学历史“新课纲”强行上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登辉、杜正胜、陈水扁、蔡英文等“台独”分子洗脑青年学子、培养“天然独”、处心积虑地强推“去中国化”和走向“台独”的历史课纲大业完全成功。他认为，当前要拨乱反正可以从两方面努力：一为充实论述力量；一为广召同志，不是敌人。台湾史切近学生，当然要注重台湾史。独立成册，又何妨？只是我们以台湾史为乡土史，绿营以台湾史为“台湾民族国家史”。能有此觉悟者可为同志；无此觉悟者，可争取为同志。“106课纲”把中国史纳入东亚史和世界史脉络中讲，虽然有把中国史消失在东亚史的危险，但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把“中国史”变成“外国史”，非但无法否定中国在东亚历史上的主导地位，而且更无法否定台湾人与文化的中国性与中国成分。推动“文化台独”的历史课纲，虽对历史教学的发展设下局限，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课纲的实践，编写课本与教材，课堂讲授，还得靠人。只要我们不放弃，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一样可在“反中台独”气氛弥漫的环境中，传播中华历史优良传统。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系教师、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监事刘奕伶认为，两岸青年交流在1990年代开端后，历经近20多年的经验积累，交流的形式与内容均不可同日而语。但若从建构认同的角度，两岸青年交流仍存在交流模式流于形式主义，交流内容重软性文化认同、忽视政治认同等问题。改变这种状况，就应立足于建构认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持续推动与优化体验式交流。二是重视新媒体功能，大陆应秉持“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精神，逐步开放大陆青年使用台湾年轻世代热衷的社交媒体。三是重塑台湾青年正确的国族观念。教育方面首要的是要解决台湾的历史课纲问题；文化方面需强调与凸显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并以此吸引年轻族群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高级研究员罗祥喜表示，在目前两岸关系愈趋复杂严峻的情势下，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别具意义。明年台湾“大选”不同的结果对未来两岸关系有不同的影响，两岸文化交流的重点与方向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两岸之间很多问题，包括香港问题，都是源自青年人对很多问题认知的偏差，源自港台教育的缺位与偏差。因此加深两岸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非常重要。两岸的青少年交流，不必特别向青少年灌输大陆的意识形态，客观、自然的交流交往就好，真实最重要。
全国台联两岸关系及社情民意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陈立谦认为，以中华先进文化影响和引导两岸青年，是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的正确选择。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引领，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岸青年交流，要把握好六个重点：一是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中增进文化认同。要以落实“31条措施”、“26条措施”为抓手，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融入大陆社会，培养中华意识，深入心灵沟通，形成示范效应。二是在扩大和深化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中增进文化认同。应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做好设计安排，打造品牌；应处理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宣传当代中华文化的关系，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组织好公祭中华先贤和重大历史节庆等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三是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岸文化差异性中增进文化认同。正视文化差异性存在，本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积极态度，久久为功，就“没有解不开的心结。”四是在中华文化的全方位宣传中增进文化认同。应从当前岛内实际出发，充分用好互联网社交平台，加大中华文化传播力；应以史观教育为重点，着力搞好优秀影视作品生产和书刊出版；发挥好主流媒介的传播作用，找回共同历史记忆。五是在中华文化市场的共同打造中增进文化认同。两岸青年应站在时代新起点，以全球化视野，加速推进中华文化市场的开发，为更多的中华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贡献才智。六是在共同反对“文化台独”斗争中增进文化认同。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台独”是两岸青年走向“心灵契合”的首要任务。“台独”势力利用修改“课纲”，在台湾青少年学生的基础教育中，大肆兜售台独邪说，是直接造成台湾青年认同混乱的罪魁祸首，必须正本清源，斗争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键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历史记忆作为一种“凝聚性结构”，对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归属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强化两岸青年交流，培养中华文化记忆，首先要大力推进两岸青年交流与对话，提升祖国意识。其二，积极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极大地激发两岸青年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时也坚定两岸青年复兴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信念。其三，建立两岸青年交流机制，不仅要与时俱进，更要未雨绸缪。两岸青年可以两岸博物馆的文化底蕴为依托，用文物衔接历史与当下，采用舞台剧与小话剧的展演形式，用记述的讲述方式，打开一个通往中华文化记忆的特有通道，唤起台湾青年对国家的归属感、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纵论两岸形势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王在希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他认为两岸关系主要面临四个挑战：（一）民进党执政使得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遭到破坏。（二）民进党内“急独”势力欲加快“台独”步伐，两岸关系不排除走向激烈对抗。以李登辉、陈水扁为代表的“激进台独”势力，不满意蔡英文的“渐进式台独”策略，经常向蔡英文施加压力。蔡英文如果连任，就没有后顾之忧，也不能排除加快“台独”步伐，两岸关系隐藏着巨大风险。（三）台湾民情民意尤其是年轻一代仍在朝着不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当前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台湾同胞特别是中青年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偏离。（四）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和大打“台湾牌”使得改善两岸关系难上加难。
王在希还认为，长远来看两岸关系发展依然面临着机遇。首先，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台湾如果能以大陆为腹地，搭上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对两岸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也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始终无法成功的一个客观原因。第二，几十万大陆台商已经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这些台商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积极参与者。第三，大陆对台湾同胞展现的诚意、善意和耐心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留下了很大空间。第四，大陆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合作的最佳契机。强调“台独”绝对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对台湾而言，晚统一不如早统一，被统一不如主动统一。台湾问题已经延宕70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越往后拖，台湾方面的筹码会越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余克礼就台湾2020年“大选”谈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与之前几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相比，这次选举将是台湾选举史上最为特殊、最为复杂、最为诡谲、变数最大、最不可测的一次选举。（一）这是在民进党首次全面执政、拥有庞大的执政资源下的选举；（二）这是在美国明目张胆、大动作公开介入背景下的选举；（三）这是在去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国民党狂胜背景下的选举；（四）国、民两党党内初选过程重大意外状况纷出，竞争异常激烈，为台湾历次大选所少见；（五）第三势力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与变数也是前所未有的；（六）“九合一”选举兴起的台湾庶民政治力量，打破了国民党由传统政治精英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惯例，使韩国瑜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党2020年参选人，开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先河，也使这场选举最为诡谲；（七）“港独”频频制造事端，中美两国贸易战起伏不定、两国关系紧张，蔡英文、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趁机利用，也是台湾历次大选所未曾遇到过的。余指出，2020大选基本态势是蓝绿对决、蔡韩相争的局面。国民党韩国瑜选情形势严峻，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危机是一直无法得到蓝营广泛全力的支持，而且也为民进党黑韩提供了机会，导致其选情一直走不出低迷状态。韩国瑜是庶民力量推出的代理人，并且主打庶民路线，诉诸于庶民觉醒、庶民政治、庶民力量，这是影响未来选情的一个重大变数。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鞠海涛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覆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和关键地位，让各界清楚认识到，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既是原则，也是善意，关系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更关系到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福祉，有助于凝聚更广泛的力量维护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红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对抗发展且不断升级，已构成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与现实困境，严重阻碍两岸整体对整体层面的双向融合发展。而且，现阶段台湾当局及各主要政党多无意愿采取必要的措施推进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当前需要探索突破路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他建议，“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宜坚持“同等待遇政策取向”，以增进“共同利益、国家认同”为目的；坚持“差别化待遇政策取向”，以“两岸一国、反对台独”为前提；坚持“以民逼官政策取向”，以“群众路线、民间交流”为路径；坚持“试验示范政策取向”，以“整体+区域、两条腿走路”为方式；坚持“操之在我政策取向”，以“同等待遇、单向融合”为先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谢郁表示，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两岸关系就陷入对抗的政治僵局，但大陆仍开启以我为主、自行促融的系统工程，超越岛内政党格局及政局变化，抛开民进党当局的阻挠与障碍，直接开展为台湾民众造福的工作，让岛内愿意搭上大陆发展快车、融入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民众和企业，共享国家的发展红利，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实现“两岸一家亲”。事实表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政策，顺应了台湾民意对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期待，保证了两岸民众对交流的正常需求，照顾了台企台胞的切身利益，促进了两岸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在现实中激发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动能，从根本上夯实了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
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毓峰认为，儒家的“王道”思想与“和合”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王道与和合的价值就在于多元多样，差异分立而又和谐融合。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求同化异的包容理解、磨合融汇的过程。但经济社会融合并不必然让两岸走向政治统一，两岸和平统一终究需要一个政治协商和政治决定的过程才可以达成。在台湾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探讨两制台湾方案时应把握提升统一意愿和阶段性进展两个基本原则。他认为，两岸要顺利完成和平统一，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之后，尚需经过一个统合发展的阶段，以推动两岸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的统合与治理，逐步完善两岸一体化整合机制。因此，可借鉴欧洲统合经验，建构合乎两岸现实情况的“两岸统合模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安排：政治统合安排、经济社会统合安排和法律宪制的统合安排。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认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并不是大陆领导人的心血来潮之作，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对台政策主线一脉相承，也是一个独特的思维过程和政策酝酿过程。“具体实现形式”是“台湾方案”的内涵和标的，“台湾方案”是时机成熟时赋予政策的正式命名。从实然逻辑看，“探索”意味着“台湾方案”需要单独构建，找到“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是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里静止不动。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不是港澳模式的复制、再版，也不是港澳模式的简单扩大或表现得更宽容一些，而是必须根据自身的性质、定位和现状，也就是根据其全部特殊性来加以构建。根据习近平讲话精神，从时间过程来看，探索和实施“台湾方案”包含两个阶段，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性安排、统一后制度性安排。这两个阶段都需要解决长期以来两岸面临的五个重要问题：两岸政治定位、主权与治权的关系、台湾同胞国家认同、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和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这些问题是台湾社会及民众最关心、最在意的问题，是找到“一国两制”在台实现形式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南开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台湾中华两岸新时代交流协会理事长黄清贤从治理文化的角度对“两制”台湾方案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习近平提出“两制”台湾方案的“五个充分”正是“治理文化”的意涵。“民主协商”也正是丰富民主形式。但“治理文化”是植基于信任的互动。两岸现阶段信任感仍然不足，导致台湾方案的“治理文化”无从展现。但是两岸融合发展为这样的困境提供了解套方向。大陆强调惠台利民措施落细落实就是“治理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展现，这就是要让仍在台湾的民众看到大陆台胞发展得很好，相信大陆的“两制”台湾方案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对台湾同胞有利，增进台湾民众对于“两制”台湾方案的信心。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月号，总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