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安斌（中评社图片） |
新冠疫情之下，全球传播呈现出了三个趋势：一是社交媒体新冷战，中国在此次抗疫期间经历了6次大的舆情，包括“吹哨人”李文亮、“发哨人”艾芬以及方方日记等，均表现出国内舆情国际化、国际舆情国内化的鲜明特征。二是国家战略传播，体现为基于媒体和信息领域的“多维打击”和“战略联动”，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是俄罗斯于2016年建立起的强大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三是AI计算宣传的兴起，即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快速渗透目标国家舆论空间，典型的如“黑命贵”运动（BLM，Black Lives Matter）的不断升级。
在这种大背景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更为迫切。史安斌强调，全球传播经历了帝国传播、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帝国传播是以英国为主导的英式全球化（Anglobalization），是依赖有形实体的对外宣传。二战后至今的“后帝国”时代则是以“文化和价值观霸权”为核心的国际传播，是要“把全世界变成美国”的“美式全球化”（Americanization），史安斌将其称之为“化全球”，并指出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对“英式全球化”和“美国全球化”保持警惕甚至怀有质疑、批判的态度。而当今21世纪中国所领导的“新全球化”并非“化全球”，而是“全球通”；并非要将全世界变成中国，而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以“赋权”为核心理念的全球传播。
史安斌表示，中国要致力于打造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2.0。所谓中国故事1.0，是以西方为参照，重点讲述当代中国如何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下重新崛起、超英赶美的故事；而中国故事2.0，则要跳脱出传统外宣思维定势，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侧重讲述中国如何与世界共同发展、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史安斌认为，中国尚未在全球传播方面作出典范，以《战狼2》电影为例，他指出《战狼2》只能停留在国际传播阶段，而无法实现全球传播，是因为中国更需要向世界传播的是“怀柔远人”而非“虽远必诛”。中国需要探索一种全球化视野，创造更多属于中国的符号资本，如傅莹大使、李子柒等，进而向世界提供观念政治。史安斌对比了华为和TikTok的海外宣传方式，表示他看好TikTok在全球传播上的潜力，其“淡色中国”和“赋权”理念是更符合全球传播的思维方式。史安斌还指出，CGTN的“全球疫情会诊室”也是很好的全球传播的案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