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为政府部门，CDC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官僚主义的管理流程，专业能力难以得到充分施展。一位在CDC工作了27年的传染病学专家就对CDC在过去十年中日益官僚化的趋势痛心疾首，据他透露，每年CDC的主管们都必须参加强制性的领导力培训课程，并将大量时间花在处理繁琐的实验室相关文书工作上，能够在实验室中指导年轻一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自疫情恶化之后，大量工作人员被要求居家工作，即便很多人提出自愿参与应对工作、以便为实验室提供更多人力支持，却遭到管理层拒绝——“他们似乎无法理解发生在组织大门之外的可怕情况，躲在为和平时期制定的繁琐规定背后”。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CDC按章办事本无可厚非。但官僚化、人力资源不足等组织结构上的缺陷，使得它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难以应付科学研究与协调工作量的突增，在程序正确与治理效果之间选择了前者。
最后，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和CDC心存侥幸，放松了警惕。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首次将跨国传染性疾病造成的威胁与战争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将公共卫生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特朗普政府也延续了这一基本认知。但白宫一系列举措与之背道而驰，客观上削弱了美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应对能力。
一是大量削减包括CDC在内的公共卫生部门预算。为了降低赤字水平，特朗普政府计划自2018年起，用10年时间削减4.3万亿美元政府开支。其中CDC的预算减少了12亿美元，削减幅度达到17%。CDC一位前主任曾警告此举将“增加美国人的疾病、死亡、风险和医疗成本”。但特朗普政府对此充耳不闻。
二是白宫在2018年还以改善工作流程为名，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的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理事会。这一机构由奥巴马政府在西非埃博拉疫情过后设立，其职能恰恰是领导联邦层面应对疾病暴发的准备工作。
公共卫生问题在国家政治议程中的降级，以及官僚化对专业技术机构的侵蚀，是美国CDC惨遭滑铁卢的主要原因。客观来说，无论是在国际合作还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上，这两个问题都相当具有代表性。如何建立并维持对传染性疾病问题的长期警觉与有效反应，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提出的共同治理课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