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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7月16日电（实习记者 宋仪萱）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夏季学期系列讲座第五场15日下午举行，聚焦“海外学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以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为例”这一主题。北京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余茜副研究员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她指出，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难以与中国国情相融合，得出的结论是模糊、缺乏社会背景的。同时，她强调，应当注重基本问题的探讨，保持自身定力，将各类事例变成我们的材料。通过不断交流、互联互通，一个个案例的累积最终将会促成关于中国故事的共识。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杨华峰主持了此次讲座。他在开场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功绩自然有目共睹，当然也不乏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碍于东西方话语体系的不同，关于中国的研究总是缺乏有效的沟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故事应该怎么讲，国外学者又是如何理解、阐述中国故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北京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余茜从自身2018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访学经历予以阐述。她认为，海外学者在讲述中国故事、从事中国研究时，具有诸多优点。求真务实是他们的共有品格，他们立足田野和日常生活，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的“真问题”；小题大做是他们的治学风格，即见微知着，从细节突破实现理论创新；在时间维度上他们专注深耕，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终身研究、持久性强；在深度上又多有刨根究底的特点，不满足现有结论、不轻易做宏观概括。正是这些优良品格和学风、无处不在的细节意识，才使得他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自成一体、独具特色。
同时，余茜还指出了海外学者讲述中国故事时的诸多不足。其一，他们往往带有某种预设的价值立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在潜意识中会将中国归为“转型”国家一类，认为朝西方制度的发展便是值得称赞的，反之则运用国际舆论加以批评，这和他们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并不相符。其二，西方学者在研究本国问题中发展出了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他们多将这种方法生硬地套到中国问题上，导致其过多追问“为什么”而忽视了作为前提的“是什么”；同时，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对科学的追求特别是量化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难以与中国国情相融合，得出的结论是模糊、缺乏社会背景的，时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据此也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了“本土化”的命题，意识到了关注中国现实、结合中国现状的重要性。
在交流互动环节，余茜强调，对学术前沿的关注是研究的应有之义，但同时研究者也应对本国问题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对他人成果进行甄别、借鉴。她认为，在讲述中国故事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注重基本问题的探讨，保持我们自己的定力，这样能将其他的各类事例都变成我们的材料，研究者也能更好地将繁杂的事实与简约的理论相协调。如西方目前讲述的较好的中国故事，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奇迹、教育公平的保证和脱贫攻坚等宏观层面，议题趋势也仍然关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针对有听众提出的如何辩证看待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故事这一问题，余茜认为，我们应首先关注他的事实依据是否可靠、是否真实，进而观察他的论证过程和结论的符合程度，同时也不应忽视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影响，只要不断交流、互联互通，一个个案例的累积最终将会促成关于中国故事的共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