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最早提出“不在籍投票”设想的，反倒是民进党。实际上，在陈水扁二零零零年第一次赢得了“总统”选举后，当时许多从美欧返回台湾出席陈水扁就职仪式的“新侨”，都跑到民进党总部投诉：他们这些“新侨”不如一九四九年后来自大陆及台湾的“老侨”般富裕，在“总统”大选时没钱买机票也请不了假返回台湾投票，希望能像他们所侨居的国家那样，设立“通讯投票”制度。到了二零零二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之后，当时任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林浊水等人也认为，其实在台北市工作、读书的中南部居民中，大多是支持绿营的。但由于他们未在台北市设籍，使他们不具有台北市长选举的投票权，而致使民进党的李应元输给了国民党的马英九。因此也在研究，让原籍不在选举区域的选举人，也享有寄居地的投票权。
但后来发现，“不在籍投票”更有利于泛蓝阵营。因为尽管以岛内而言，确是有很多中南部居民在大台北地区工作、就读，让他们拥有“不在籍投票”权利对地方首长的选举有利；但更重要的是，散布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具有选民资格的选举人，在比例上还是支持泛蓝阵营的占优。因而倘开放“不在籍投票”，在“中央级”的选举尤其是“总统”选举而言，却是对泛蓝阵营有利。因此，当二零零八年“总统”选举前夕，国民党再次提出“不在籍投票”时，遭到民进党的强烈反对。其中一个反对理由，是担心中共的相关部门会在邮寄的选票中“做手脚”，以有利于北京所喜好的候选人。
现在陈英钤虽然赞同实施“不在籍投票”，但却只偏重实施于“公投”，而不太赞成实施于公职选举以至是“公投绑大选”。这似乎是有所偏颇。因为既然投票是公民政治权利，就不单是“公投”，还是公职选举，都应“一碗水端平”。何况，《公民投票法》有“公投绑大选”的规定，而且在实务操作上，政党为了催谷投票率，多会促成“公投绑大选”；而选务机关为了节省社会及财政成本，也乐意于实施“公投绑大选”，因而单独举行“公投”的机会将会很低。在此情况下，只是对“公投”实施“不在籍投票”，等于是“半截子民主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