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2年为研究生授课时讲了《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史的一种解说》，这篇讲稿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曾听得人说，台湾最有文学气质的刊物《文讯》曾举办座谈会讨论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具体观点和论述过程今天不再重申，但要强调的观点之一是：在日据台湾时期，用文言写作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坚守，具有反抗日据当局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还会发现：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用日语写作的作品 （如收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大部分是1970年代翻译成白话的，有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将译本当做原着，将1970年代译本的文学和语言现象当做日据时期原着的文学和语言现象，这是很糟糕的集体犯错。假定1970年代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夏和林纾一般，将日文原着译成文言而不是白话，研究者该如何是好？但是，译本同原着的比照、不同译本的比较，即版本研究却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举个有趣的例子，吕赫若用日语写作的小说《财子寿》之林至洁译本有“室内打扫得一尘不染，而且摆放了几张待客用的猿椅”之语。这“猿椅”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吕赫若写的是“交椅”，在闽南方言里“交”和“猴”同音，而“猴”的日语对应词是“猿”，吕赫若的日文原着将“交椅”写成“猿椅”，林至洁中文译本又将“猿椅”从日文搬到中文，这真是一个曲折的“语言的转换”哩！
2.民族学的视角。清代福州诗人刘家谋在台湾府学训导任上所作《海音诗》 有诗并注记吴凤传说。我在25年前撰文指出：“刘家谋是诗并注，乃是关于吴凤之死的最早文字记载。其可注意者有四：其一，吴凤不是被误杀；其二，‘生番’祭祀吴凤不是出于感恩或感激，而是畏其散瘟为厉；其三，祭祀乃在坟头举行；其四，‘生番’并未因吴凤之死而尽革其杀人取头之恶俗，仅止于‘不敢于中路杀人’而已。后来，从吴凤之死衍生出许多情节，如吴凤‘决心牺性自己的生命来感化高山族同胞’，……。现在我们看到的吴凤传说里有许多神话的成分。‘神话越传越神’，神话是当不成事实的”。研究台湾文学作品里的吴凤传说，当然不可忽略刘家谋的报告。然而，从民族学的视角看，刘家谋的报告也有问题：汉族关于鬼无归则为厉的观念也存在于以杀人取头为俗的民族吗？这是不是报告者以自身的文本（自身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报告对象的文本而产生的“文化识盲”呢？台湾文学史上不少以“番社采风”为题材的作品，是民族学研的的好材料。民族学的视角也是同学们可以釆用的研究角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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