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3日电／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4月9日6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0万，超8万人死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我们思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和政策应对的关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隔离等防控措施的社会收益远大于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政策重点应是从供给端入手，帮助受冲击的民众和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大规模企业破产和长久失业。另外他也提醒，在制定今年增长目标时，可考虑区分上下半年。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客观看待隔离对经济的影响？
彭文生：隔离阻断了疫情的传播，挽救了大量生命，社会效益远远大于隔离造成的经济损失。采取隔离措施，除了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死亡率，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社会收益。第一，隔离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有利于人们规划未来。第二，隔离措施不仅有助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也减少其他传染病的传播、降低交通等意外死亡的概率。第三，隔离措施还减少医疗资源挤兑，提高其他疾病患者存活的概率。
《金融时报》记者：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不少国家已经有一系列宏观政策落地。您怎么看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效果？中国的情况又如何？
彭文生：目前，宏观政策措施无论在范围和规模上都超出了常规的理解，但大的方向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
之所以说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是因为隔离措施使得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限制，货币刺激的作用不大。纾困的作用是帮助受冲击的个人和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长久失业，这样疫情消退后经济活动能够很快反弹并恢复正常。
纾困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凸显收入分配的新视角，收入差距扩大更多体现在无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20%至30%）和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70%至80%）的分化。
如何理解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受到的冲击和政策救济？在纾困的视角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保险的视角。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讲，这种个人的损失应该社会化，即由整个社会分担。这也是为什么此次疫情下财政政策在各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这次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明显和以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不同，更多和救助企业以及个人联系在一起，包括有针对性的免征增值税和退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贷款财政贴息、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延期申报纳税等。但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比较，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发展阶段，存在纾困措施落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对中国来讲，应对疫情的关键是从供给端出发保就业，比如把救助企业和要求不裁员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到了从供给端提供政策的帮扶，那么您认为疫情带来的冲击主要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
彭文生：这方面目前存在争议。隔离措施限制人们外出工作和消费，所以在短期内是供给和需求的双冲击。同理，疫情消退后需求和供给会同时恢复。疫情冲击下，增长和就业下行但没有通缩压力。一个含义是，以需求刺激为导向的宏观政策可能带来物价上升压力，宏观经济运行体现滞胀的特征。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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