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世界金融版图已经非常固化，除非美国经济衰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下降。但如今的情况是，一度繁荣的欧洲和日本都衰退了，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比重极不相称。
因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不能做井底之蛙。记得1995年的时候，上交所某几天的交易量一度超过100亿元，超过了港交所交易量。于是，不少人奔走相告，说中国证券市场只花了5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股市200年走过的路程。
那一年，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股市、股价与经济发展》，认为中国股市大约需要20-25年时间才能成为成熟市场——这一预判被好多人指责，认为我太悲观了。如今看来，我当时太乐观了。
“去中国化”——我们该如何应对？
最近有一则新闻引发了国内关注：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再次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全部撤离。消息说，对于从中国迁回的美国企业的搬家费，美国政府应该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 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
而前段时间，为了应对疫情，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宣布，从“改革供应链”项目专门列出了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从国外撤出，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海外。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大家对于逆全球化早有预期，但近来西方国家某些人士把疫情在全球蔓延归罪于中国，更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对于未来中西方政治与经济纷争加大的担忧。2009年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但如今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阻断，使得西方国家对于自建产业链的需求更加迫切。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西方国家“去中国化”的倾向呢？是重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路吗？回顾二战之后成功崛起的日本和韩国，都是靠发展制造业崛起的，都属于高度开放的外向型国家。中国作为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一定不能走闭关自守的道路。
回顾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都是靠人类的不断迁徙、不断发明创造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在这个过程中，祖先是游牧民族的西方社会，通过迁徙和战争，扩疆拓土，占有了更多资源。而祖先是农耕民族的东方社会，则饱受战争之苦，被殖民和掠夺。然后，大部分的东方民族的迁徙，其生存模式都是靠出卖劳动力，这是因为全球人口与资源的不匹配造成的。
如今，勤劳的中国人依然面对的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替全球人民生产消费品是勤劳民族走向富裕之路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顺全球化”，以更高的质量，更优质的服务、更快捷的方式来确保全球份额的稳定。
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的分工协作都符合经济学原理，其目的是发挥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降低全球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顺全球化的具体举措，就是遵循国际贸易的规则、消除贸易壁垒、降低关税等。
事实上，我国能从加入WTO之后那么短的时间内跃升为全球商品贸易第一大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制造业的全面开放。但是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远不如制造业大，因此，从2018年开始，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力度和速度明显加快了。
如今，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在顺利推进，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似乎有点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几乎只有中国GDP在全球份额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全球对人民币的依赖度太低，给“去中国化”带来了便利。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力度，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中的比重。
过去，我们似乎过于强调金融改革的“时间窗口”，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窗口不好找，错失改革良机则非常可惜。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很多国内在海外留学、务工人员及部分华裔都纷纷回国，海外投资步伐也放缓，故疫情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改革的推进。
过去，我们似乎过于强调金融改革根据自身条件，体现“自身特色”，但全球化意味着游戏规则的一体化，要么你是标准的制定者，大家服从；要么你就是规则的遵循者，诚信守规。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长期提不上去，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备。间接融资可以靠抵押做大，直接融资则要靠诚信。
最近瑞幸咖啡作假事件被曝，实际上就反映了诚信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导致在美中概股遭遇普遍调查的压力。实际上，A股市场的“造假”事件也屡见不鲜。从统计上看，若对所有新股上市后每一年的ROE中位数与所有上市公司ROE中位数的差值。考察2006-18年这13年， 近2600家公司（2001年以来上市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ROE数据。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上市两年后便有明显下滑，第五年的下滑幅度竟达到4个百分点。
从退市数量看，过去12年，美国股市退市总家数达到4400多家，而A股只有50多家。美国股市中，ROE超过20%的公司数量远超A股，这是因为它们严格实行优胜劣汰，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大幅提高，投资者长期受益。我国则往往相反，优质企业杠杆率不高，非优质企业杠杆率往往比较高，少数国企僵而不死。
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政策和制度的制订，但这些政策如何执行，制度如何落实到位，却不太理想。
尽管当前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倾向较为明显，但从历史的长河看，科技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极大便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支持全球化，更重要的是，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逆全球化会让欧美日的众多跨国公司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开放度、放松管制、完善诚信体系等，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
如此勤劳的中国人，我们的人均GDP还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而欧美等国的份额大概率是下行的——中国经济是从1980年后步入上行期的，从历史规律看，这个过程可能持续100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因此，“去中国化”应该是一种妄想。
但中国必须争取主动，想方设法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而这方面，不能只靠政策优惠，而是靠深度改革和开放。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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