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应该是两国的主流媒体、智库都没有把对方视为友人，而是彼此讥笑、讽刺、批评、揭伤疤。国外媒体并没有突出报道武汉到底怎么救人、用了什么药，方舱医院如何发挥作用等与治病救人直接相关的话题，而是一开始就集中抨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媒体关于美国的疫情报道，同样也没有怎么去关心美国是哪些人处于什么样的公共卫生环境而得病，美国医院和医生的救助有没中方可学之处。双方的公众舆论更多是借题发挥，往“国家间缺乏战略互信”方向去套。从道义经济的角度讲，中美两个社会这次都有做得更正面的空间。
美国暂停或中止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对全球卫生合作影响也没有一些媒体议论的那么严重。一方面，在这次全球抗疫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世卫组织实际发挥的大国协调作用确实有限，但是世卫组织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PPP）依然基础雄厚。
例如，世卫组织牵头在2000年建成了“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GOARN）。世卫组织应对非典和这次中国的新冠疫情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这个网络的参与方除了成员国的政府卫生部门外，还有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的200多家医院、研究所、实验室，广泛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没有听说美国政府禁止私营机构通过这个网络发挥作用，未来那些机构也不会减少参与。
世卫组织的另一个基础性项目是1952年开始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 GISRS）。中国在1953年就派专家到世卫组织参加全球流感监测，1983年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开始机制性地参与GISRS业务。
上述两大平台的运营经费，主要靠参与成员的日常性开支维持。总之，现在政府层面即便有外交摩擦，世卫组织旗下专业机构的作用，至少目前并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按照世卫组织的规定，成员国缴纳的费用按本国财富和人口状况计算。1990年至今，这部分经费的分担方法基本没有变化，在世卫组织全部项目开支中占比也只有17%。另外83%来自国家或机构捐款，属专款专用性质。美、英、德、日等是主要国家贡献方，跨国药企、盖茨基金会等慈善机构的供款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并没有基础把美国暂停它的世卫组织经费一事，拿来作为它又一次“反全球化”“单边主义”一类的佐证，形成某种舆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