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1日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需要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深入理解其深刻内涵。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
光明日报发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绍东文章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遵循“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我们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打造了一个比较畅通的国内经济循环，坚定地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积极拓展对外经济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重要支持。一方面，新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经贸封锁。1952年8月，旨在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出口管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建立了其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并制订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包含有295种物资的“贸易禁运清单”，一直持续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停止。即使处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新中国仍然尽一切可能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交流，20世纪70年代，与西方国家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50%。另一方面，新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密切的经贸往来，有限度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行世界市场，获得了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和技术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对外开放战略，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式切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世界市场占领了一席之地。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和贸易扶持进入经济增长黄金期并积累起大量资本。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和过剩产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如何快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命题。在此背景下，引进外资、进口关键技术和原材料、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佳选择。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开放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并没有深度切入研发设计和品牌渠道环节，只是在国际经济循环中承担原材料加工、简单制造、产品组装等低附加值工作，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再明显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便难以为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利润流。进入21世纪，美国先后发生“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遭到重创，保护主义抬头、内顾倾向上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中，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已不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对“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要求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只会加深，不会削弱，开放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必须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统筹推进跨境发展和国内经济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循环畅通
文章表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开展物资资料生产活动需要具备两种资源，一是生产资料，二是使用生产资料的人，即劳动者，两种资源的结合就是生产方式。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和空间载体上来，这就构成了产业经济循环、区域经济循环、城乡经济循环和国内外经济循环等具体的经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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