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汪毅夫的演讲吸引大批北大学子前来聆听（中评社 张爽摄） |
诗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资敌，先生若在徒能为伯诩之愤耳，究不如其无见也”，“感时之泪，坠落如贱”，情词感人。当年在京参加“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取得“同乡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结”的联名上书，乃以“台民忠勇可用，吁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他们谈了弃民，也提及义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洪弃生《台湾战纪》序言的第一句就是“弃民者民必弃之”。 “弃民”的历史遭遇和“弃民”的悲情心结，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留给台湾人民的伤痛。 对此，我们当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来，在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
附带言之，1895年参与上书的黄宗鼎有弟名彦鸿。黄彦鸿于1898年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至三品。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彦鸿于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文案官”兼“会计官”。看来，三品要员到北京大学可以当文书兼会计，得其所哉。
战后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马关条约》并未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日据当局最后承认，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归于失败：“（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了40余年，但是现在保持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这正如《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所说的：“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们多是1920年以后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
